“凹凸画法”是公元6-7世纪流行于西域的一种绘画方式，其代表人物是唐代于阗地区的尉迟乙僧，故艺术史上又将该画派称作“于阗画派”。因为该画派在画面上采用晕染的艺术手法能在局部制造立体而有明暗的造型效果，“于阗画派”又被称作“凹凸画派”。 随着尉迟乙僧移居唐都长安，也把这种具有鲜明的异域色彩的绘画方式引入中原画坛。从中国绘画发展史来看，这种改变并不单单是设色、涂绘方法等图像效果上的变化；更重要之处还在于，这一画派从艺术观念和审美思想上深刻影响并极大改变了唐代乃至后来中国画的艺术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凹凸画法”对唐代及后世艺术进程的影响是深远的。 关于尉迟乙僧，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载：“尉迟乙僧者，土火罗国人。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奇妙，荐之阙下。”①这说明，尉迟乙僧大约于公元7世纪20年代末期来到长安。尉迟乙僧在到达长安之前就已在绘画上享有盛誉，因而才被推荐到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的都城去。同时表明，“凹凸画法”在当时就已具有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因而能被当时长安城中的人们所赏识，这也为“凹凸画法”在中原画坛的传播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关于“凹凸画法”，《唐朝名画录》记载：“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泽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象，非中华之威仪。前辈云：尉迟僧，阎立本之比也。景玄尝以阎画外国之人，未尽其妙；尉迟画中华之象，抑亦未闻。由是评之，所攻各异，其画故居神品也。”②这是有关尉迟乙僧在唐代画史上的论述，其评价能与阎立本齐名，已充分说明他在当时的艺术地位。而“凹凸画法”的具体效果则是“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可见朱景玄对其非常推崇，已将其归为“神品”一格。由此看来，来自西域“于阗画派”的“凹凸画法”的确给当时唐朝画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这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的绘画风格也随后传播开来，成为影响唐代绘画特别是人物画发展的关键因素。 以艺术图像学的眼光来看，“凹凸画法”落实在画面上，就是通过晕染将画面形象呈现具有明暗的立体感，如此手法造成的这种立体效果恰好同人的视觉感受相吻合，从而可以更逼真地刻画人物形象。这种通过明暗进行的立体造型表达了很强的空间观念，这在当时完全属于域外艺术的范畴；而同一时期的长安画坛，其大多数人的创作观念还停留在“迹简意淡”、“笔才一二，像已应焉”这样的意象层面。如此看来，来自西域的“凹凸画法”同长安原有的线描技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绘画体系；以追求视觉真实性的三维造型来替代原本平面上的二维构图，这对于唐代人物画的创作来说，不啻是革命性的改变。 “凹凸画法”由西域绿洲传入长安画坛，它在造型手法与艺术观念上的特点十分鲜明，所带来的变化也是一目了然的。在此之前，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初唐时期的人物画技法均不成熟。这一时期，国人对人物画的把握多停留在一种主观臆想的预设之中，对于绘画体系的建立也只是衍生出了一个笼统的框架。“唐代的人物画自魏晋以后，才从理论上更加明晰地剥离掉层层虚幻的外衣，而愈加显见出现世的悦目与可爱，政教伦理与移情别现并置于唐代人物画的雍容广博的气象之中。”③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来自西域的“凹凸画法”在其中肯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艺术风格的发展过程中，“凹凸画法”是如何对中原画风造成影响的?应当说，中原地区的绘画比较注重写意，讲究内在的神似，也就是先尽全力追求“气韵生动”；然后再讲究形象、色彩等形而下问题。南北朝时期，齐梁之间的艺术理论家谢赫归纳的“谢赫六法”早已对此做出明确的界定：即“气韵生动”是品评中国画的最高要求，其背后潜藏着“神、妙、能、逸”这样非凡的画品评价；而对于“应物象形”(形象问题)和“随类赋彩”(色彩问题)这两个原则则不及对待“气脉、气韵”那样重视，这两方面亦远离“神品”、“逸品”的评判标准。而“凹凸画法”的实质正是通过同类色的渐变或随形象结构而赋的色彩实现物象的刻画准确，也就是“应物象形”。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自西域的这种“凹凸画法”实际上是为传统中国画加强了薄弱的部分，使之富有明暗变化的绘画效果朝着更加写实、立体的方向完善起来。这是准确表现人物形体和结构关系的绘画技法，这种严谨、写实的技法传入中原画坛后就极大改变了中国本土原先“迹简意淡”的造型风格，使唐朝的绘画为之一变，形成了严肃端庄、峻拔豪迈的画面风貌。“到初唐仍然存在中原画风和西域画风，分别以阎立本和尉迟乙僧为代表。正是南北画风、中外画风的交叉融合造就了气象宏伟的唐风。”④从这里也可看出，“凹凸画法”在唐代绘画整体面貌形成中的重大作用。 具体到技法本身，“凹凸画法”就是通过色彩在画面上进行有效晕染和皴擦，使图像产生出高低错落、起伏有致的视觉效果——很显然，这种技法适合表现有着健美体魄和凹凸体形的西域人物，而此时的中原画坛尚笼罩于讲究平涂、雅正的体系之中。“凹凸画法”的传入丰富了唐代绘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遗留至今的绘画真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就唐墓壁画而言，作为母语的传统线条和造型手法始终在起支配作用，而西域的凹凸法和色彩效果则是被母语吸收的外来词汇，从而加强了绘画语言的写实性。”⑤“凹凸画法”对中原画风写实性、再现性的突出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