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2)02-0032-07 广义的书仪泛指用于公私往来的表状笺启尺牍等文体①，行文多套话，格式有规范。传世书仪文式盖以《仪礼》所载的祈祷祝文等为最早，然书例实物传承则当以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为最早，这是一份供士人按月写信套用的参考书，《隋书·经籍志》仪注类载有多种书仪著作，其后之公私书目亦多有著录，格式化的实用书仪作为典章制度，对日常应用型文本的书写行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周一良先生曾指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礼与法相辅相成，维护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书仪实际是《仪礼》的通俗形式的延续。” 狭义的书仪则指尺牍书写的行款、平阙格式等，泛指所有文字书写的规范。就章法空间而言，涉及方位秩序、称谓平阙、规格尺度、行款序列、文本属性、书写材料及印签款识等方面。 一、方位秩序 空间方位秩序及其尊卑意识，是传统宇宙观及伦理思想的体现。实用文书写作、玺印以及中国画在空间上所遵循的方位秩序，与之相对应。 天地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五行、八卦、九宫②既有时间性又有空间性，可以相互推演，五行相对侧重于时间原理的解说，八卦、九宫则相对侧重于空间原理的解说。《周礼·天官·冢宰》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以方位对应社会秩序，居中朝南的方位为君位、尊位。乐悬之宫、轩、判、特，即是礼乐之仪式。西周金文呈方形，战国玺印取正方，当即出于方位的对应。秦刻石③四面环刻，象征君王统一四方。秦汉官印以田字界格四字正方形印式④，如同一座缩小的以方位为秩序的行政单位空间形态，乐悬、刻石、玺印与国、城、院方位同构⑤。以秦印为代表的方位空间形态，按照四方、中宫的组织关系，四字占位进入中宫、二绳、四维、四边，整体以方位为空间秩序，微观的组织形态针对单字结体，由外及内加以分化；类比书法，以九宫配笔势关系，广义阐释为大章法，演绎为统领全篇的“大九宫”。九宫原理与“米”字八方所指一致，不同在于中宫在八方系统中呈现点位上，在九宫系统中呈现方格上。在书论之中频繁出现的是五势、八法、九用的类比，五势源自五行，八法源自八卦，九用源自九宫。作为教化人伦之用，中宫及其余方位从属尊卑关系，视为道统，这一帝王皇极天下秩序所指，成为普遍的空间形式。 二、称谓平阙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以来，传统的避讳制度更是提升到了法律约束的层面，尤其是在“律令格式”体系中的“式”，针对特定称谓之上下尊卑所规定的“公移平阙式”⑥一类书仪内容，对文书的行文书写格式有直接的规定。 平阙是行文遇敬称时表示尊敬的行款位置纵向格式书仪规定，是反映封建社会地位的仪礼形式。平出即提行抬头，阙字即空格三字、二字、一字乃至左半字。在官牍中的平阙主要是对行文至皇族成员称谓时的提格平出，对宫廷社稷专属称谓阙字空格⑦，起到示形宗法社会秩序的作用。称谓是书仪的重中之重，从中央到地方乃至民间无不如此。尺牍中常用的“陛下”“阁下”“麾下”“节下”“执事”“仕者”“座前”“几前”“足下”等称谓的使用，在正式往来的仪礼上都有一定的规范，但在朝代更迭之际，从严格而渐至混乱的状况也时有发生⑧。私牍致书高位者或宗族祖上长者，同样以平阙书仪行文，所谓“家仪”⑨。书仪的平阙制度普遍应用在古代封建社会官私书写的各种场合，是社会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上、下款姓名平阙书仪的使用依然如此。秦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文书，根据文书属性，分为“上行文书”“平行文书”“下行文书”，以专门用语加以区别：上行署“敢言之”，平行署“移”，下行署“告”等文书格式。简牍文书制度有机关文书管理人员——书佐署名，款曰“某手”之例⑩。晋唐题答书格式，以“平交”为参照，致书尊长，以严谨书体、工整布局为之。上呈者，书体工整严谨，答复卑幼时，书写率性、布局随意。上款提格至尊位，同时在书体风格上，以正体为尊，以草体为卑；以大字浓墨庄严为尊，以小字淡墨谐趣为卑。下款署姓名时，以姓为尊，以名为卑，故常有姓氏大书特书，名与姓间隔大半字，名字合文成“花押书”之常例。凡遇上款皆以正体字、硕大体势与谨严庄重的笔墨出之，位置高高在上，下款则缩小、压低，署姓连名时又每姓大名小，且名、姓间阙大半字，是对自身宗族的恭敬，以示谦卑。对比之下，天子题写宫廷匾额，署名居于极顶位置，以示尊崇。 根据平阙诸式，遇到尊称而提行抬头及空格，产生了行款的高低、长短，粗细、错落及行内留白，行文上行、平行、下行的行款纵向方位，“虚右”“谨空”“左冲”的横向方位，客观上形成文本空间位置上的变化。 三、规格尺度 实用书迹的形制、规格、尺度和数量，作为仪礼，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其具体尺度配数，在五行八卦谶纬术数层面，则象征气数(11)。商周秦汉以来的配天制度，一脉相承。在简牍时代，用简用牍，用长用短，甚至宽窄，皆有相应的制度。汉代简册的长度，明确规定写诏书律令，长三尺；抄写经书，长二尺四寸；民间书信，长一尺(12)。在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一书中，指出简牍“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即以遣册之长短，区别墓主之尊卑，以文书简册之长短，区别事之轻重，以书册之长短区别书之尊卑。常规简牍以六经册最长，为二尺四寸，椠长三尺，檄长二尺，乘驿之传长一尺五，牍长一尺。通常之简牍为一尺，所谓尺牍。简牍制度中，据字数之多少选择册与牍，用木牍则又据字数多少选用相应宽度，一牍记一事。帛书形制从竹简中过渡而来，行宽与简牍相同，规格类似，因事剪裁，尺度规范与简牍一致(13)。魏晋进入纸张时代，沿用简牍制度，纸张是简牍的代用品。隋唐之际，尺牍制度继承中有所变化，隋唐通用纸高度基本保持一汉尺，相当于唐尺八九寸，宽度唐尺一尺二寸至一尺六寸。记载重大事件如宗庙之事者多用两张纸，所谓“复书”，平常使用“单书”(14)，次要之事则用半纸。历代书仪制度因时相传，并非一成不变，唐代私牍题答以小为尚，以免僭越；至明代则以大为敬(15)，同时出现有上款的长卷普遍巨大，即是这种时代风尚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