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625(2012)02-0016-06
大云院初名仙岩院,位于山西平顺县,坐北向南,气象庄严。此院的五代壁画弥足珍贵,存于大殿内东壁和扇面墙上。东壁绘“维摩变相”,扇面墙正面绘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扇面墙背面画“西方净土变”,虽年代久远,色泽线条依然可见。我国现存五代寺观壁画极为少见,除敦煌莫高窟外,全国仅存此例。那么,大云院是如何修建的?壁画又反映了五代时期佛教与艺术的哪些信息?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不当之处,还望方家不吝指正。 一、石敬瑭与大云院 中国佛教,以唐代为盛,学派繁多,众皆称之。及至五代,则显寥落,翻看教史,大都寥寥数笔,评价颇低,如黄忏华所说:“五代五十余年间,王朝交迭,战乱频仍,佛寺荒废,经籍散佚,隋唐三百年间鼎盛之佛教,至此零落殆尽。大小各宗,莫不衰息。”此为五代佛教总的情况,至于其时之南方,却非如此,“南方之吴越,以其王钱镠钱俶,累代尊崇佛教,其领域内,佛教甚盛”[1](p253)。北方佛教虽不如南方兴盛,却也并非无可述者。 (一)石敬瑭礼佛 后晋皇帝石敬瑭,是一位对佛教颇有好感的皇帝,钩稽相关史料,主要表现如下: 造寺。天福三年(938)十二月,“以河阳潜龙旧宅为开晋禅院,邢州潜龙旧宅为广法禅院”[2](p1023),此为见于本纪者。此外尚有寺庙多处,从《册府元龟》所载之寺院名数可见。 赐名。“故皇子河南尹重乂妻虢国夫人李氏落发为尼,赐名悟因,仍赐紫衣、法号及夏腊二十”[2](p1031)。又“故皇子重英妻张氏落发为尼,赐名悟慎,并夏腊二十”[2](p1033)。 饭僧。天福五年(940)二月乙巳“御史中丞窦贞固奏:‘国忌日,宰臣跪炉焚香,文武百僚列坐。窃惟礼例,有所未安。今欲请宰臣仍旧跪炉,百僚依班序立。’诏可之,仍令行香之后饭僧百人,永为定制”[2](p1038)。国忌之日,饭僧百人,且使永为定制,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多见。 佛礼往来。天福五年十月“契丹使舍利来聘”[2](p1043),天福六年六月“迦叶弥陀国僧室哩以佛牙泛海而至”[2](p1048)。这是见于本纪者,其它往来亦不在少数。 诏令中尚有“大道之崇三宝”[2](p1019)的语句,将“大道”与“三宝”合称,这就给予了佛教制度上的合法性,且将“三宝”的位置放在“大道”之上,佛教之地位不可谓不重。城门亦有称“观音门”[2](p1059)者。 (二)石氏礼佛原因蠡测 石敬瑭为何对佛教如此推崇?从史籍中或可找到些许线索。 其一,汤用彤曾说:“胡人入主,则西域之教亦因之以张。”[3](p240)石敬瑭本为沙陀人,沙陀远在西域,深受佛教影响,石敬瑭后虽东迁应亦受其风。 其二,后唐“庄宗听刘后之言,佞佛最甚,诸臣亦喜浮屠”[3](p240)。明宗亦信佛,长兴二年(931)四月,“幸龙门佛寺祈雨”[2](p577)。石敬瑭为庄宗所喜爱,“擢居左右”,后为明宗深为宠幸的大将之一,“深心器之,因妻以爱女”[2](p978)。石氏与两位皇帝关系密切,很可能受其影响而信佛。 其三,毗沙门天王为佛教的护法神,由印度战神转化而来,手执金刚杵,勇猛无比。传入中国后,亦深受国人喜爱。如梁思成曾指出: 高僧传谓天宝间西番大食康居诸国侵凉州围城,沙门不空诵咒,北方毗沙门天王率神兵现于城东北云中,敌兵畏退,城北门楼上毗沙门天王现身放光明。故敕诸道镇节所在,州府以下,于各城西北隅安置毗沙门天王像,又于佛寺别院安置天王像。直至五代,此风尚盛。[4](p150) 又,据石敬瑭本纪记载:
晋阳有北宫,宫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门天王,帝曾焚修默而祷之。经数日,城西北闉正受敌处,军侯报称,夜来有一人长丈余,介金执殳,行于城上,久方不见,帝心异之。[2](p988)
石敬瑭为武将,信奉毗沙门天王,希望获得其护佑,因天王而信奉佛教,似也合乎逻辑。 (三)石氏与仙岩院的关系 石敬瑭信佛,那么仙岩院与石氏有无关系呢?据寺内现存宋天禧四年(1020)《赐双峰山大云院十方碑》记载: 天福三年戊戌岁,降迹褂锡于双峰山下,洗心并修住持。至天福庚子岁,牒请住下王宗、王贵、王密等,充十方都维那,盖早佛殿方丈室。 以此推知,寺院创建于后晋天福三年(938),至天福五年建造大佛殿(弥陀殿及方丈诸室)。不过,石敬瑭在天福四年曾下诏“今后城郭村坊,不得创造僧尼院舍”[2](p1034),但从其“殿宇有一百余间”来看,天福五年仙岩院并未停止建造。皇帝本已下诏,可仙岩院仍在修建,这除非有皇帝的特许,然皇帝为何有此特许?也许与息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