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2)03-0083-04 2006年8月，四川大学博物馆新入藏了一方可能出自西域“丝绸之路”沿线佛教石窟寺的古代壁画残块。据壁画的捐赠者、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小野寺育德会”主席小野寺直先生介绍，这幅壁画是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中亚和新疆一带进行“考察探险”活动的过程中收集到的，后来辗转传入小野寺直手中珍藏多年。此次借四川大学学术访问团访日之际，他决意将其捐赠给四川大学，作为庆祝四川大学建校110周年纪念的珍贵礼物。这方壁画的现身，立刻引起学术界对其来源及相关问题的关注。①本文拟就有关此方壁画的一些情况略作介绍与探讨。 这方壁画残块尺寸为36×61厘米，系用利器从壁面上切割下来的局部画面。从切开的断面上可见壁画残存的地仗层厚4～6厘米，用肉眼可以观察到其组织结构：最底层为掺有粗草节的泥层，其上为掺和有细麻纤维的泥层，再上为细泥层，最上层为绘制壁画的白灰层。白灰层质地细腻，白灰涂抹匀净，色泽洁白，壁画便绘制在这层白灰面上。 壁画以红色为地，从左至右绘有并列的三人，三人均有圆形头光，头光各以一道黑色墨线和红彩勾边。三人的衣著具有共同特点，即均穿著翻领、折襟、镶边、窄袖长袍，内著各色小衫，头部均扎系头巾，头巾尾部下垂至肩。其中，右起第一人衣色为绿色，衣领带有三角形小翻领，衣领及袖口处均用其他色彩作为镶边，腰系带，身佩长剑，两手一手扶剑、一手扶持刀鞘；中间一人衣襟为折襟直领式长袍，衣色为蓝地红点纹，衣襟及衣领用绿色镶边，腰系用圆环结成的腰带，身佩长剑，两手似执有一条红色的帛带，并且这条帛带从腰带下穿过；最左边一人衣色为浅红色，上饰有红色联珠纹样，衣襟及袖口带有红色和天青色的镶边，右手扬起，左手因壁画漫漶不清已无法辨识。由于壁画从人物的大腿处切割开来，所以对人物下半身的装束无法知晓。从总体风格上看，壁画的线条简洁流畅，设色粗犷大气，构图均匀协调，显示出画匠已具有一定绘画程式和成熟的绘画技法。 这方壁画所绘人物形象特点，与古代龟兹壁画中的供养人像十分接近。在古代龟兹壁画中所绘制的供养人像大多是站立的，如克孜尔石窟第104号窟左甬道左壁和右甬道右壁上均绘出这样站立姿势的供养人像，他们身著翻领、折襟、窄袖长袍，腰束衣带，披发垂项，有的手上托着一只盛满食物的碗，有的手持一支荷花。克孜尔石窟新1号窟左甬道左壁残留的一幅龟兹供养人像也是身穿翻领、折襟、镶边、窄袖的长袍，头上扎巾，巾尾垂肩，腰束衣带，腰间左右各佩有宝剑和匕首，他一手按住宝剑，一手托着一盏燃灯，②与上述这方壁画中的供养人像从造型上看很接近。类似的人物形象还见于库木吐拉石窟第46号窟左甬道左壁、右甬道右壁所绘龟兹供养人像，他们也身著翻领、折襟、窄袖的长袍，腰束衣带，在衣领和衣襟上镶以各色的边，他们大多一手按着腰间的宝剑，一手举着一只燃灯。另在克孜尔石窟第189号窟左壁上也绘有三尊龟兹供养人像，服饰特点一如上例，与本文所述壁画人物更为接近的是他们所著长袍上也饰有团花花纹，在长袍的衣襟、衣领处镶以各色花边，装饰富丽华贵。在他们的腰间左右各佩有一把宝剑和一把匕首，双手合十，双脚著靴。③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一曰丘兹，一曰屈兹……俗断发齐项，唯君不剪发，姓白氏，居伊逻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壁画中所出现的古龟兹供养人像与文献记载中的国王、贵族形象非常接近。 再从绘画程式与技法特点上对比分析，这方壁画与古龟兹壁画具有明显的共性。例如，古龟兹壁画人物形象的面部特点是其脸形圆润丰满，具体可分为扁圆、长圆、圆形等不同形状，人物的眉毛高挑，眼晴浑圆，眼角斜长，嘴部小巧丰满，嘴唇较厚，鼻梁挺拔修长，项下为了表现人物肥美丰满绘出二至三道下颔线。现流传海外，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内的两幅古龟兹壁画，一幅残存三尊可能为菩萨像的头像，另一幅残存两尊菩萨像头部，其人物面部及五官的画法与本文所述壁画都可观察到同样的技法特点。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方壁画与上述流传美国的两幅古龟兹壁画都是被利器从原壁面上切割下来的残块，尺寸大小也很接近。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争夺与划分势力范围，先后有从印度、中亚进入到新疆地区的沙俄、瑞典、英、德、法、日等各国“探险队”侵入古龟兹地区开展所谓“考察”、“探险”活动，古龟兹壁画遭到大肆盗窃和破坏。④从过去有关资料披露的外国“探险队”从新疆、敦煌一带盗窃切割的壁画来看，这三幅壁画残块属于当中尺幅较小的一类，比较便于随身携带盗运，适合规模不大的团伙作案。这与小野寺直先生提供的这方壁画残块来自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情况相吻合。 综合上述因素分析，这方壁画应该是我国新疆古龟兹国地区(今克孜尔、库车一带)石窟中被盗割的某幅壁画之局部，其上绘制的应是古龟兹壁画中的国王、贵族一类供养人像。⑤ 关于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我国新疆地区的活动，大致情况如下：1902年8月，大谷光瑞率随行人员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等人自伦敦出发，经布哈拉、萨马尔干、越帕米尔，到达新疆喀什噶尔。后大谷光瑞因其父病故回国，队员渡边哲信、堀贤雄二人则前往叶城、和田，于1903年北上阿克苏，东行库车，对其周边克孜尔、库木吐拉石窟等做了约四个月的考古调查，然后到吐鲁番发掘古墓，两人于1904年5月携带大量收集品回国。“大谷探险队”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是在1908年，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野村荣三郎二人再次前往中亚，于同年11月抵达吐鲁番，在吐鲁番、库车、于阗、罗布淖尔和敦煌等地进行所谓“考察”活动。第三次探险在1910年，橘瑞超经西伯利亚入新疆；1911年，大谷光瑞又派遣吉川小一朗到新疆，1912年两人在敦煌相遇。1914年，第三次探险活动结束。在上述三次“大谷探险队”的探险活动中，第一次所得多系在新疆库车周围石窟遗址发掘所获；第二次和第三次之行所得，则是以吐鲁番为中心，包括库车、于阗、罗布淖尔、敦煌的出土文书、文物等。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