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2)02-0006-08 艺术起源的最古老的理论是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模仿的本能。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朱狄在《艺术的起源》中说：“事实上除了抽象主义艺术之外，所有传统的绘画和雕塑都具有模仿的要素，它的存在是如此普遍，以致很难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艺术起源的理论来看待，这并非由于它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它几乎无所不在。”[1]虽说这段话并未将模仿定位为艺术起源的原因，却道出了造型艺术和模仿现实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中国古代绘画作为一种艺术门类，也是与模仿紧密相连的，既然模仿现实，那么画中的物体应与现实中的物体是形似的。但从西方人(指处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人)以“他者”的眼光来看，相关评述显得既直接，又矛盾。 首先，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物体是非形似的，英国学者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在他的《山川悠远：中国山水画艺术》(Symbols of Eternity：The Art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一书的导论中问道： 既然中国人在多少世纪中已经积累了对于自然的丰富感受，那么为什么画家在实际作画时不按照他们看到的景物去描绘呢？[2] 类似的评述还有很多，如美国学者伦纳德·史莱因(Leonard Shlain)在《艺术与物理学：时空和光的艺术观与物理观》一书的“东方/西方”章节中写道： 西方画家在画布上忠实再现外部世界，而东方艺术界的代表人物则认为写实地模仿自然是幼稚而愚蠢的。[3] 从上述两段言论来说，中国古代绘画中物体非形似的观点似乎盖棺论定了。然而，西方人的观点有时又显得矛盾重重。如葡萄牙学者鲁德昭曾在1635年写道，中国人物画虽然很弱，可艺术家描绘自然却相当出色： 他们绘画中的奇特性胜过了完整性。由于既不懂用油画技巧，也不知道明暗法，所以画出来的人物形象，全无美感。但他们画树木花卉禽鸟等等，却非常逼真。现在有些人受了我们的影响，在运用油画的技法，开始画出完整的作品。” 乍看这段话中的观点给人矛盾的印象，鲁德昭既认为中国人不懂技巧，又认为他们的作品有逼真之处，而他最后表示在运用油画的技法之前，中国人的作品是不完整的。 1903年美国人萨拉·康格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谈到中国古代绘画的问题时，曾转述何德兰教士写给她的信中的内容，写道： 在中国的画家里，他们有的属于现实主义流派，有的属于自然主义流派，有的则算印象主义流派。他们画法繁多，有的以手指作画，更有很多我们叫不出名字的技法，比如说白描，这是一种用简练的线条勾画人物服装的轮廓，而对人物面部和手部进行写实描绘的技法。[4] 这段评论中的矛盾就更为清晰了，如果一个从未对中国古代绘画有整体印象的人士看到这段话，一定会无法获得明晰的印像，因为在萨拉·康格女士的描述下，中国古代绘画囊括了西方绘画不同时期的各种风格。德国学者雷德侯的评论中也充满了前后割裂的矛盾感，他说： 但即使在其最具特质的创作之中，画家仍须描绘出具体的物象，譬如说岩石或树丛，而且应该画得明明白白，就像撰写的文稿一般清晰易读。尽管有些画家走到了极端，但没有纯然抽象之绘画。[5] 雷德侯论述的这段话中的矛盾之处在于，他既认为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物象是“清晰易读”的，又认为某些画家走向了“极端”，但这种“极端”又不是纯然抽象的。使人很难一目了然地理解。 从上述西方人的观点可见，中国古代绘画在似与非似的问题上确有其内在的复杂性。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物体形状究竟与现实世界中物体形状不相似吗？西方人的观点究竟是否正确呢？我们将通过下文进行具体辨析。 宋代院体画达到了精确形似的高峰，但形似并非这些画作的目的，①此时出现了最早提出不求形似的论点的北宋大文豪苏轼，他曾言道：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水、树石、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费之矣。(《净因院画记》) 这段言论指出，不要只追求常形以至于失去了常理，但并没有让画家将画中物体的“常形”丢弃的意思。笔者以为，苏轼的“论画与形似，见于儿童邻”的观点并不是不要形似，而应是告诉画家不应仅仅形似，还要神似。世人常以这句言为例认为苏轼是反对形似的，却未注意到苏轼还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话。他甚至在《跋吴道子天龙八部图》中说：“旧说狗马难于鬼神，此非至论，鬼神虽非人所见，然其步趋动作，要以人理考之，岂可欺哉？难易在工拙，不在所画，工拙之中，又有格焉，画虽工而格卑，不害为庸品。”这段话明显是针对韩非子“画鬼魅易，画犬马难”一说，亦可看出苏轼认为画鬼神要做到对人的步趋动作的理解，以人理考之，实际就是要做到形似。要在“工”之上有“格”。因此，笔者同意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先生提出北宋画论“既不唯心，又不唯物”，[6]110即形神结合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