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传统源远流长。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从来没有停止过诗的歌唱；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以其多样化的语言和诗体形式，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的诗歌宝库①。可以说，诗歌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最有生命力与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它记录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描述了华夏儿女丰富多彩的生活，再现了鲜活生动的民族心灵，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雅品格与艺术才具。因而，完整地描述中国诗歌发展的悠久历史，是中国文学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撰写一部中国诗歌史，同时需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当下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封闭国度，而是一个开放的现代国家，世界文化已经融入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认识和发现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认识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这是历史给我们提出的新的要求，更是中国学者的自觉意识，也是我们开展诗歌通史研究的认识起点。 一、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与“诗言志”传统 诗歌作为全世界共有的文学艺术样式，不同的国家对它的理解并不相同，它们也承载着不同的民族传统。“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②，早在传说中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就开始了诗的歌唱。《吴越春秋》里所记载的《弹歌》，《礼记·郊特牲》中的《蜡辞》，《尚书·益稷》中的《赓歌》，《吕氏春秋·音初》里的《候人歌》，《周易》卦爻辞中的古歌以及传为尧舜时期的《卿云歌》、《南风歌》、《击壤歌》等等，都是见于记载的上古诗歌。它们有的较为真实可靠，有的带有传闻的性质，还有的可能出于后人的假托，但是却从多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诗歌的早期形态。从形式上讲，诗歌舞一体是其基本特征；从内容上讲，则涵盖了先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有劳动歌、有祭祀歌、有图腾歌、有战争歌，有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歌，也有表现各种世俗生活的歌。可见，早在上古时代，诗歌就已经成为先民生活的一部分，处处都有诗的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③它用简洁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上古时代一个歌舞狂欢的盛会场景。它说明，中华民族天生就是一个具有诗性气质的民族，诗歌从一开始就承载着中国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表达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之情，这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并开启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诗歌传统。 中华民族诗歌传统的形成，与其所生存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文明起源的类型直接相关。中华民族地处东亚大陆，东、南两面环绕大海，西面有喜马拉雅山崛起所形成的天然屏障，北面毗邻的是气候寒冷的东西伯利亚，自然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中亚、北非和欧洲的独立的东亚文明。在这片广阔的大地上，早在6000—7000年以前，自南到北就已经出现了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④。这其中，气候湿润温暖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了以炎黄为首领的氏族部落，进而建立了以高度的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古代国家。农业文明的起源来自于中国人对于天地运行规律和万物生长规律的掌握，也培养了中国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因而，中国人没有形成像西方人一样的宗教意识，也没有产生一个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上帝。在中国文化中，人的命运一开始就由自己来把握。他们很早就掌握了诗歌这一艺术形式，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其中，使诗成为表达世俗生活与人生情感的艺术，成为歌颂自我、直面现实的艺术。现存的上古歌谣已经初现此民族特点，至《诗经》时代基本定型。其中有祭祀诗、农事诗、燕飨诗、战争徭役诗、政治美刺诗、婚姻爱情诗，以及表现各种内容的世俗生活诗；举凡念亲、爱国、怀旧、思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均可在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诗人直面自身的现实生活，尽情地抒写着各种情感。自兹以降，由楚辞、汉乐府、魏晋六朝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调到现当代的新诗，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各少数民族，莫不继承着这一传统。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也是诗歌创作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诗的歌唱；只要关乎人类的生活，就有相应的诗歌创作。诗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在“诗意中栖居”的民族。 中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诗的世界，自古就形成了对于诗歌艺术本质的独特理解。中国最早的诗与歌舞合为一体，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诗歌以口传的形式存在，音乐显然是诗义表达的重要载体，因而中国人把诗归之于乐。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中国人认为诗歌起源是人的心灵受外物感动的结果，因此中国人最早的诗歌起源论就是心灵感动说，或者叫做感物说。《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⑤中国诗歌从一开始就直面现实，是心灵的表达，因而中国人很早就提出了“诗言志”的理论，并将“和”作为最高的艺术理想。《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