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2)05-0078-07 “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1]6400，报纸期刊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兴起对中国文学发展所带来的强大变革力量与深远影响已深入人心。此番变革对于传统妇女文学的意义不仅仅是传播方式之更迭，更在于晚清女性凭借新兴的传播工具，冲破闺阁书写的创作困境，建立现代传播意识，使女性自我的声音得以更快、更广泛地在社会层面发生影响与作用。而吕碧城其特殊的生命际遇与创作经验，无疑是考察20世纪女性文学从闺阁书写到现代传播这一嬗变过程的典型个案。 一、文学传播方式的现代转换 传播方式的变迁对于近代文学的影响与意义尤为深远，正如包礼祥所说：“近代文学的许多问题，如文体尊卑观念的变化，小说、戏剧的繁荣，近代文学的总体成绩与缺失，近代文学的总体特点，散文的变革，乃至诗风的转移，离开传播语境，都难以说清说好。”[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播方式的现代化是传统文学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晚清近代，文学传播方式的现代化一方面表现为新的印刷媒介取代旧的文字媒介，也就是文学作品从长期以来的手抄、本刻等传统传播方式向石印、铅印等现代传播方式的转变，另一个方面则表现为近代报刊的蓬勃发展，并成为具有惊人传播能力的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相比，报刊和平装书作为新的文学传播媒介，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表达性，它们能传送范围广泛的思想和感情；记录永久性，即超越时间；迅速性，即超越空间；分布性，即能达到所有阶级的人们。”[3]91 在报刊、平装书等大众媒体兴起的背景下创作，近代女性的文学创作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许多近代女性本身就是近代妇女报刊的创办者、主笔以及撰稿人，例如吕碧城、秋瑾、陈撷芬、张竹君、燕彬、康同薇、康同璧、唐群英、张默君、赵爱华、汪毓真、何震等等。她们借助报刊、书籍等新兴媒介的力量，得以参与到文学的大众传播过程中，使文学的传播价值最大化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诗人的自我认同。作为近代女诗人中的佼佼者，吕碧城特殊的人生际遇决定了其文学创作自一开始便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密切相关。 可以说，吕碧城现代女作家的身份建构正是通过天津《大公报》的媒体平台实现的。1904年5月，离家出走的吕碧城因缘遇合，来到了《大公报》馆，并受到了该报创始人英敛之的赏识，被聘为助理编辑。本月，《大公报》陆续刊登了吕碧城的多篇诗文作品，包括《满江红》、《舟过渤海偶成》、《奉和铁华馆主见赠原韵即请教正》、《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和《远征赋》等。其中《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与《远征赋》分别为稍后的《女子世界》与《笑林报》转载。 吕碧城作为具有启蒙思想的新女性形象很快吸引了世人关注的目光，并形成了“一时，中外名流投诗辞、鸣钦佩者，纷纷不绝”的局面[4]524。1904年5月11日《大公报》“杂俎”栏目中刊登了吕碧城的《舟过渤海偶成》诗，而在5月18日的《大公报》上即刊登了寿椿庐主的《读碧城女史诗词即和舟过渤海原韵》(其二)：“一枝彤管挟霜风，独立裙钗百兆中。巾帼降旗争倒竖，焕然异彩放亚东。”丁初我在《女子世界》谈片中评论此诗为：“‘如此江山坐付人。’举国方梦梦，女士欲以忧郁之音，唤起国民魂，重造新世界，其自待何如哉。女士之诗，无二姊之温和蕴藉，而笔端锋锐，足以驱策其穷愁，亦女士之性情然也。”[5]1529 碧城初来天津，是英敛之带着她四处拜访社会名流，而吕碧城与时人之间的诗词唱和也是通过《大公报》的媒体平台进行传播的。1904年5月18日，《大公报》刊登了寿椿庐主的《昨承碧城女史见过谈次佩其才识明通志气英敏谨赋两律以志钦仰藉以赠行》(其二)： 女权何用问西东，振起千年若破蒙。独抱沉忧讬豪素，自新籍寄天聪。机中锦字谁能识？局外残棋尚未终。载诵君诗发长叹，剑铓森起气豪雄。 随后，5月25日的《大公报》刊登了吕碧城的七律诗《奉和铁花馆主见赠原韵即请教正》(其一)：“风雨关山杜宇哀，神州回首尽尘埃。惊闻白祸心先碎，生作红颜志未灰。忧国漫抛儿女泪，济时端赖栋梁才，愿君手挽银河水，好把兵戈涤一回。” 而在5月29日，《大公报》又再一次刊登了姜盦尘稿的《阅大公报获读碧城女史箸论即次铁华韵率拈二律以识敬服》(其二)： 拔剑为君歌莫哀，欲排阊阖净尘埃。龙华劫后春无赖，麝鼎烧残愿未灰。填海只穷精卫力，补天端仗女娲才。剧怜学世槐安梦，风雨哓音苦唤回。 弱水西流海水东，沧桑阅尽起群蒙，蜉蝣万古怜轻羽，冰雪千言见性聪。热血溉人天可动。华鬟说法语难终。扫眉更有拯时具，解与雌亭气亦雄。 吕碧城的出现适应了时代对启蒙女性的呼唤，正如英敛之先生认为的：“诚以我中国女学废绝已久，间有能披阅书史、从事吟哦者，即目为硕果晨星，群相惊讶，况碧城能辟新理想、思破旧锢蔽，欲拯二万万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4]524吕碧城的诗词作品及男性文人对她的褒扬激赏之作共同建构起了她晚清启蒙女性的新形象。当然，刚刚走出闺阁的吕碧城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被社会所认同，离不开英敛之等启蒙知识分子的积极宣传，那些最开始与吕碧城诗词唱和的作品大都来自于英敛之有意识地组稿、约稿。《大公报》就是以这样持续的、一波接一波地宣传造势将吕碧城不断地推向社会公共空间，而英敛之种种苦心经营的背后，寄寓的是心怀救国志向的男性知识分子对于办女学、兴女智的那份执着和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