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4-0084-08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含义相近的是“文”。“文”这一概念不唯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应该说“‘文’的历史”或“‘文’之史”较之“文学史”更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本文仅以《盐铁论》为核心，讨论西汉后期“文”这一概念的含义及其文化意蕴。 “周文”就像肥沃的土壤一样孕育滋养了先秦诸子，尽管道家、法家公然声称蔑视周人创造的礼乐制度与儒家标举的仁义道德，但他们也同样是“周文”的衍生品。然而，即使像儒家那样言必称文、武、周公，时时标榜“克己复礼”者，其思想系统与“周文”系统也已经判然有别。在儒家这里，“周文”——西周贵族创造的政治、道德价值观念以及包括礼仪规范、典章制度在内的文化符号体系——经过了吸纳、改造、批判、重构的过程，已经成为一种包含新的时代精神的话语系统。 汉朝立国之后，来自六国的士人阶层无不欢呼雀跃，以为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自己可以大展宏图了，遂奔走于帝王功臣之门，竞相兜售胸中所学。竞争的结果，在黄老刑名之术得到汉初君主数十年的青睐之后，便是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得以独尊，并非由于汉武帝个人的偏好，也不是因为董仲舒才学过人，这是西汉初期帝王和知识阶层双向选择的结果：既是士人阶层的思想意识渐渐皈依儒学的结果，也是惠、文、景、武数代帝王试验、选择的产物。如果说帝王奉行黄老刑名之术，意味着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士人阶层还不是一个重要角色，根本无法与宗室、功臣、外戚等权力集团相抗衡，那么儒学的独尊则意味着政治上君权集团与士人阶层合作共治格局的初步形成，或曰文官政府的初步形成。因此，儒学实际上成了整个士人阶层的利益体现与价值观的话语表征。 “独尊儒术”及其所表征的君权系统与士人阶层合作共治政治格局的形成，意味着“周文”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兴。在春秋后期乃至整个战国时期，“文”基本上为诸侯统治者摒弃了，只有儒家的话语建构中还保留着它的形式。此时，在西周乃至春秋前期“文”所具有的切实的政治功能已消失殆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标志着周代贵族开创的“文”之传统又开始重新获得政治意义。因此，儒学的“独尊”意味着“文”在被冷落了数百年之后重新获得复兴，但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即使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之后，儒学的权威地位也远未确立起来，“文”的政治功能仍受到严厉质疑。这一点在桓宽的《盐铁论》中有着明显的表露。 一、从《盐铁论》看儒学在西汉后期的地位 人们常以为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特别是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诏令“立五经博士”之后，儒家成为独霸天下的官方意识形态。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即使到了昭、宣之时，儒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也未受到普遍尊敬。这一点从《盐铁论·论儒》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齐、鲁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湣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擒)于秦，与杰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 对儒学如此严厉的质疑，如果是在战国语境中，出自韩非子、李斯等人之口，是再正常不过了，而出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半个世纪之久的朝廷高官之口，则是值得玩味的。这说明，即使在西汉士大夫阶层之中，还存在着否定儒学的强大声音。一大批奉行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在价值观上有近于法家，拒绝空谈义理，唯以事功为准绳，丝毫没有知识阶层所固有的乌托邦精神。这批人在经济管理方面以桑弘羊等为代表，在政治管理与刑罚方面以张汤等酷吏为代表，他们对于儒学基本上持轻蔑态度，轻视空谈道德义理，凭借政治才干深得帝王倚重。也就是说，这批士大夫不肯服膺儒学是有现实依托的。汉元帝为太子时，好儒学，尝进言汉宣帝“持刑太严，宜用儒生”，汉宣帝“作色”，并说出那句为千古帝王所恪守的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1](P105)谏大夫王吉也曾上书汉宣帝，建议“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1](P479)，亦未被采纳。可见，即使在汉武帝之后的西汉帝王心目中对于儒家及其所推崇的“周文”仍持保留态度。儒学及孔子真正获得某种神圣地位是汉元帝之后的事情了。 由于在治国方略上士大夫们常常在崇武、尚文、重法三种路向的选择上发生激烈争执，因此，“文”在西汉不同类型的士大夫心目中也就具有迥然不同的位置，其持论之悬殊，不亚于周秦诸子。这在《盐铁论》中有着最集中的体现。就政治层面而言，“文”意味着“文治”或“德治”、“教化”，即通过宽和、仁慈、循循善诱的方式管理人民，通过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使人民养成良好的风俗习惯的方式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盐铁论·本议》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