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004-518X(2012)03-0092-05 封禅文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体，千百年来，帝王们无不对封禅怀着无限的向往，文臣们无不以写作封禅文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帝王的重视及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批评家对此文体的辨析，刘勰在撰写《文心雕龙》时也单列《封禅》一章，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时就单列一卷，收入了三篇封禅文，称封禅文为符命，封禅文在南朝萧齐初年正式为文章之一体，并为时人所认可。明清以来，不断有人对此作文体辨析。20世纪以来，封禅文化成为学界研究热点，而封禅文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单薄。本文拟就先唐封禅文的文体特征、颂德内容、发展过程等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封禅文的文体特征 什么是封禅文？先从封禅说起。张守节《史记·封禅书·正义》云：“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言禅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1](P1355)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的大典，封禅文，就是劝导、宣扬帝王封禅或在封禅大典期间歌颂帝王的颂德文章。 刘勰在《文心雕龙·封禅篇》中对封禅文极其重视，他说：“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2](P816)指出了封禅文在各种应用文体中的崇高地位，那么，封禅文的文体特征是怎样的呢？笔者考察时发现其体式是应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逐步发展的，每个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貌；尽管如此，各阶段的封禅文也有着一致的共时性特征，这些特征也就是封禅文文体独立出来的标志。 从现有资料来看，李斯的《泰山刻石文》为现存的第一篇封禅文。刘勰在梳理封禅文发展的源流时指出：“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2](P803)“秦皇铭岱”指的是秦始皇封禅泰山时李斯写《泰山刻石文》，刘勰认为它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作品，写得通达壮美。这篇封禅文保存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现过录如下：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只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1)(P242) 李斯从两个方面来歌颂秦始皇的功绩：一，临位二十六年来修明法度，兼并天下；二，平定天下以后，励精图治，四海清平。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刻石文还有《琅邪台刻石文》、《之罘刻石文》、《东观文》、《碣石刻石文》、《会稽山刻石文》等，它们和《泰山刻石文》一样体现了“颂德”的特点。秦始皇之后，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登封泰山。这时，封禅文开始分为两种体式：一种是碑刻式，刻在山石上为帝王铭功颂德，如汉武帝《泰山刻石文》；另一种是奏议式，在朝廷上劝导、宣扬帝王祭祀天地，如司马相如《封禅文》。 这两种体式的共同特点是以颂德为主，多属韵文，文风庄严。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文采不足而质朴有余，例如东汉张纯的《泰山刻石文》，刘勰指出了张纯在颂德上的优点与不足：“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谶》，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理举，华不足而实有余矣。”[2](P806-807)张纯之作，事实确凿，道理显明，内容充实有余而文采不足，显得质木无文，这实际上是所有碑刻式封禅文的特点。奏议式封禅文则富有文采，宣扬君权神授，且带有符命的内容，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时就索性称奏议式封禅文为“符命”。如果说碑刻式封禅文始终呈现出应用文的体裁特点，那奏议式封禅文从一开始就显现出较强的文学色彩，备受文学家及批评家所瞩目。刘勰对司马相如的《封禅文》评价极高，他说：“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玄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祯瑞，赞之以介丘，绝笔兹文，固惟新之作。”[2](P804)在刘勰看来，这篇封禅文追溯上古封禅的起始，叙述历代帝王的功德，宣扬符瑞的玄妙，反映宏大的业绩，用祥瑞的出现来歌颂当朝，用泰山望幸来赞美武帝，尽管是作者的绝笔之文，却无疑又是封禅文中的创新之作。显然，刘勰将司马相如作为奏议式封禅文的奠基人，将这篇文章作为奏议式封禅文的开山之作。 二、封禅文的颂德内容 碑刻式封禅文一般比较简短，庄重质朴，内容均为颂德。秦朝之后的碑刻式封禅文往往师法李斯，如汉武帝《泰山刻石文》篇幅短小、运笔简约，全文如下： 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3](卷二) 此文受李斯刻石文影响，都是质朴的颂德文字，但构思比李斯精密，全文仅四十五个字就概括出了汉武帝礼天、事亲、育民三方面功绩，并以天人关合的祝福之语收束全篇。碑刻式封禅文到了东汉时，篇幅有所增长，如东汉张纯的《泰山刻石文》[4](《全后汉文》卷十二)，就分别引用了《河图赤伏符》、《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雒书甄曜度》、《孝经钩命决》等纬书的内容，但依然写得质木无文，没有以铺陈的笔墨来渲染夸饰帝王的功德。碑刻式封禅文一般显得比较简短的原因，一是在于受其物质载体的局限，在碑石上刻字没有用笔和竹简(或者绢)来得方便；二是碑刻式封禅文毕竟属于公文式写作，即杂文学写作，与纯文学抒情、体物的写作方式有很大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