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2)04-0072-06 一、从弥勒化身看弥勒信仰的文人性 中国的弥勒信仰，应始于晋代有关弥勒经的传译。最早将弥勒经典传入中土的，当是西晋的竺法护，在太安二年(303)译出《弥勒下生经》(亦名《弥勒当来下生经》或《弥勒成佛经》)一卷，同时，还译有《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其后，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四年(402)译出《弥勒成佛经》一卷，还译有《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南朝宋初，北凉沮渠京声所译的《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行世。根据这些经典的内容，弥勒信仰可分为上生经和下生经两大系统。前者叙述弥勒在兜率内院说法的情景、兜率天宫的殊胜，以及往生兜率天的修行方法；后者则在描述弥勒下生时，人间五谷丰登，天下太平，弥勒佛在龙华三会中说法度众的盛况。这些弥勒经典的传译，为弥勒信仰在中国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但在中国流传的弥勒信仰，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不同于上述佛教经典的来源，而显示出某些独特的内涵。第一位被确切指认为属于“弥勒化身”的人是一位在家居士——傅翕。据《释氏正统》卷八记载： 傅翕，字玄风，义乌人，母王齐。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生，端靖淳和，无所受著。与里人渔，以笼盛鱼沉水中祝曰：“欲去者去，止者留。”人以为愚。年十六娶留氏，子二人，普建、普成。洎二十四，渔于稽停塘下，梵僧嵩头陀语曰：“我昔与汝于毗婆尸佛前发愿度众生，今兜率宫受用悉在，何当还耶？”令视水，则圆光宝盖，环覆其身，乃悟曰：“炉韛之所多钝铁，良医门下足病人。方急度生，何暇思兜率乐？”从僧至松山下双梼树间曰：“此修行地也。”结庵自号“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种植蔬果，任人采取，为人佣工。与妻妙光昼作夜归，敷演佛法。苦行七年，宴坐见释迦、金粟、定光三佛东来，放光如日，又金色自天下集于身，拳握之内或吐妙香，胸臆之间乍表金色，空声唱言：“成道之日，当代释迦坐道场。”由此四众沓至作礼。郡守王烋谓是妖妄，囚之，兼旬不食，愧而释之，还山愈精进。师事者日众，乃曰：“我从兜率宫来，为说无上菩提。昔隐此事，今不覆藏，正为相接。”[1] 有关傅翕事迹有几点值得注意：1.他是在家人而非出家人；2.明确宣称“成道之日，当代释迦坐道场”，这一点与弥勒下生信仰相符合；3.当时即被官方视为“妖妄”，曾下狱。这一点与后世一些因“修斋设醮，假降邪神，妄称弥勒，佯修善事，扇惑人心”①而遭到查禁、镇压的民间宗教颇有类似之处。然而奇怪的是，傅翕本人一直没有被排除于正统佛教之外，笔者认为，这与后世佛教赋予傅翕以文人身份而非民间身份有关。陈·徐陵所作《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谓：“至人无己，屈体申教，圣人无名，显用藏迹。故维摩诘降同长者之仪，文殊师利或现儒生之像，提河献供之旅，王城列众之端，抑号居士……斯则神通应化，不可思议者乎。”(《全陈文》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强调了傅翕与维摩诘、文殊师利一样以居士、儒生形象出现的特点。唐·郎士元《双林寺谒傅大士》写道：“草露经前代，津梁及后人。此方今示灭，何国更分身。月色空知夜，松阴不记春。犹怜下生日，应在一微尘。”[2]又如明代吴国琦在《朝发钓台记》一文中所说：“从来高士隐居往来于此水者，代不乏人。自子陵外，如桐君，如董双成，如张志和，如王初平兄弟，如王质，如休上座，如宝掌，如傅大士辈，或牧或弈，或垂纶，或采药，或绘或诗，或舍兜率而游，或恋肉身而住，良有以也。”(《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这些描述中，傅翕俨然是如严子陵、张志和等相似的文人高士一类人物。后世禅门欣赏的，也是据说为傅翕所作的《心王铭》，或如《碧岩录》第六十七则：“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大士便于座上挥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志公问：‘陛下还会么？’帝云：‘不会。’志公云：‘大士讲经竟。’”[3]正是这些文人特征，使傅翕区别于一般民间宗教的教主。 从傅翕的事例可以看到，文人情怀的注入，是中国弥勒信仰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区分弥勒信仰是“正”抑或“邪”的标志之一。直到元代，由胡助撰写的《重修双林禅寺碑铭》，其主要的参与者皆为文人官吏，就证明了这一点。《碑铭》特别强调了弥勒信仰对于世法的辅助作用，强调了弥勒信仰具有“会三教”的特点： 观其著《心王铭》，即尧舜禹相授受之道也，会三教之统宗，本一心之道妙，殊途同归，昭揭日月，不可诬也。於戏！佛法流通与王化相远迩，若使人人向慕，发菩提心，为善而不为恶，则天下风俗可厚也，国家刑法可措也，庸讵非辅治之基耶？② 弥勒在中国的另一位重要化身契此——所谓“大肚弥勒”，更是现代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弥勒形象的代表。他之所以被公认为弥勒化身，其实并无佛教经典的依据，那些弥勒信仰类的经典似乎没有起到多少作用，相反，倒是他的形象和处世态度本身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一等记载，契此乃五代时吴越奉化人。契此在世时，常常以杖背一布袋入市，人称“布袋和尚”。他见人即乞，出语无定，随处寝卧，形如疯癫，曾作这样一首歌传世：“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纵横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实……万法何殊心何异，何劳更用寻经义。”圆寂前，他端坐于岳林寺盘石上，说一偈谓：“弥勒真弥勒，身分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由此，世人方知他是弥勒化身。究其实，“大肚弥勒”之所以受人崇敬，正在于他大肚雍雍、不为烦事所扰、使人开心、解人忧愁这些相当显在而深富中国文化特征的方面。在这种文人化、禅意化的改造下，弥勒形象由此“定型”。历史文献中，《宋高僧传》已言“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明确记载寺院塑造契此像以为弥勒的，当属宋代庄季裕所作《鸡肋编》卷中： 昔四明有异僧，身矮而皤腹，负一布囊……今世遂塑画其像为弥勒菩萨以事之。张耒文潜学士，人谓其状貌与僧相肖。陈无已诗止云：“张侯便便腹如鼓。”至鲁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 在此，不但描述了契此的生平，而且指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张耒，其形貌与契此颇为相像，因此，苏门的几位文士曾写诗予以调笑，如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张子耽酒语蹇吃，闻道颍州又陈州。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4]诗中以布袋和尚比张耒，盖张耒晚年肥伟，故山谷用布袋和尚戏之。表面看来，这似乎只是文人间的一些文字游戏，其实不然，将张耒比为布袋乃至弥勒，并非随意的，而是基于宋代文人弥勒信仰的转变以及张耒本人的信仰双重因素。张耒作有《景德寺西禅院慈氏殿记》(张耒《柯山集》卷四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一文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