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5707(2012)6-0106-04 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经历了乐观主义文明观——悲观主义文明观——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文明观的历史嬗变。当今，在以文明为中心的国际话语权斗争中，全面把握和深刻认识西方文明中心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不仅有助于透过西方的种种所谓文明现象把握其背后本质，明辨西方文明的真伪优劣，而且对于科学地学习、借鉴西方文明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乐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思想 18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日益频繁，西方社会开始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独特于世界其他地区，并逐渐嬗变为西方文明中心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乐观主义的文明观。具体地说，经历了乐观主义的线性文明进步观——具有多样性因素的西方文明进步观——乐观主义基调下的社会文明进化思想三个历史演变时期。每一历史阶段的思想嬗变，均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同时期的特征与诉求。 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西方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的成功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快速进步，虽然该时期工人与资本家的冲突有所显现，不过总的来说资本主义正值加速上升期。因此，此时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主要表现为乐观主义的线性文明进步观，凸显了西方社会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的极度自信和无限憧憬，担负着对内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对外进行殖民传播的历史使命。例如，法国哲学家孔德基于实证主义的方法，提出历史就是文明的一般运动，西方文明是历史的普遍现象，“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1] 19世纪中叶起，近代工业社会矛盾加剧、欧洲内部的战争和革命纷起开始打破有关西方文明是世界榜样的迷信，西方文明单线进步思想受到质疑和挑战，突出表现在语词上的文明开始以复数形式(civilizations)出现。这些都表明，持文明只属于西方社会的单线文明进步观，开始受到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的冲击。然而，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思想家们仍然固执地认为只有西方才能产生和发展文明。例如，基佐就认为非西方文明只具有单一性因素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具有多样性因素的西方文明“已经进入了永恒的天意的轨道，按照上帝的意图前进”。[2] 随着19世纪下半叶自然进化论思想日渐深入人心，乐观主义基调下的社会文明进化思想也日益兴起，达尔文、泰勒、鲁布克成为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的代表人物。达尔文断言西方的一些民族“由于拥有足够数量的赋有高度理智与道德能力的人”，所以能够高踞于文明的顶峰。[3]被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第一人的英国政治家约翰·鲁布克则认为现代欧洲人经过生存竞争，已经发展到了居于统治地位，因此比“野蛮人”先进。[4]“人类学之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更是明确提出文明是具有“进化”涵义的概念，文化水平优于其他人种是西方文明人的显著标志。[5] 总体来看，18-19世纪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来世界历史框架下的理论产物，摒弃了文明彼此隔绝的狭隘世界观，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世界视野，对资产阶级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因而在其时代条件下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各类乐观主义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往往被用来为巩固国内资产阶级统治、扩张海外殖民活动服务，一厢情愿地使“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6]35另外，从思想逻辑上看，这些观点具有不同程度的逻辑缺陷，或是把西方文明看作理性的进步，从而存在唯理论的色彩；或是把西方文明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从而存在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色彩；或是把西方文明看作是地理环境、种族等因素决定的，视文明产生于人之外，否认人在文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存在先验主义宿命论色彩。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的悲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思想 在20世纪以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以进步论为标志的乐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思想遭受到环境、资源、气候等人类共同性问题，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诘问。在此时代背景下，诸多西方学者出于对西方社会持续发展的忧虑，以及对西方文明日薄西山的不甘，开始逐渐放弃用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来褒扬自己、贬抑他者，从而使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具有了浓重的悲观主义基调。 悲观主义文明观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提出的“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思想，他宣称人类文明史是不断循环和倒退的历史。[7]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西方技术理性的文明危机日益加重，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认定西方文明前途黯淡。可是，斯宾格勒仍然不承认文明具有多样性，坚持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具有进步性质的文明。他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对外殖民活动是具有“浮士德文化的人”进行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是传播文明的“义举”。[8]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创造性提出了文化“挑战——应战”模式下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认为在文化得势和失势的对比历程中，失势方只能通过“全心全意的最高限度西方化”，才“或许能拯救自己”。[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