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献综述 延伸售后保证(extended warranty,EW)被看做是一个服务合同，之所以称为延伸售后保证，是为了与基本售后保证(basic warranty,BW)区别开来。基本售后保证是制造商绑定在产品之中的一部分服务，其成本已经体现在产品零售价中。而延伸售后保证是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后有权利选择是否购买的部分附加服务。 已有关于延伸售后保证的研究主要包括： (1)延伸售后保证政策的研究。延伸售后保证政策是指当售后服务保证和保证比例随产品出售给消费者时，消费者可根据保证政策的吸引力选择不同的延长保证期限。延伸售后保证政策因产品的自然属性和使用情况而定，延伸售后保证模型由免费维修期和延伸售后保证期两个时期模型共同组成。Lam对免费维修期结束后制造商是否采用更新维修政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对消费者最优的保证政策[1]。Rangan和Khiabani假设一个可修复的产品系统会遇到两种极端的产品故障，进而分析了免费维修期和延伸售后保证期下的延伸售后保证政策，通过构建延伸售后保证模型，寻求对制造商和客户均最优的产品价格和保证时间，以期实现产品系统总利润最大化[2]。Hartman和Laksana通过对各类不同延伸售后保证合同进行对比分析，构建了服务提供商的最优定价策略和完美信息下的消费者最优策略[3]。 (2)延伸售后保证的成本及定价研究。为消费者提供延伸售后保证必然会增加制造商的成本，制造商在提供延伸售后保证时需要分析消费者行为，权衡延伸售后保证所带来的益处和相应增加的成本，以便做出最优决策。Kumar和Chattopadhyay通过建立累积风险函数模型来分析延伸售后保证，预测了消费者愿意购买延伸售后保证的最短保期和制造商提供延伸售后保证所付出的最低成本[4]。解晶认为，企业在提供保证服务时须综合考虑5个因素——保证弹性(销量变化率和保证期变化率的比值)、价格弹性(销售量变化率与价格变化率的比值)、产品故障率、保证发生的可能性和每次保证所需费用[5]。Yeo等通过分析保修期和延伸售后保证期的策略，基于成本函数和失败率给出了最优的保修期和维修水平[6]。Huysentruyt和Read分析了消费者对延伸售后保证的价值判断，通过调查发现，在影响延伸售后保证价值判断的经济因素和情感因素中，虽然经济因素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但是非理性因素(如情感因素)在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时所起的作用也很大，有时甚至能促使消费者不计成本地购买延伸售后保证[7]。 (3)延伸售后保证提供方式的研究。多数情况下，保证服务的提供主体是制造商，其他提供方对保证服务进行辅助支撑，但是在引入第三方的背景下出现了更专业化的服务方式。如Loomba探讨了在提供“最合适的”产品分销渠道和售后服务支持战略下，企业为追求最大化利润应选择怎样的售后服务模式——制造商是选择自己提供售后服务保证还是选择由第三方提供售后服务保证以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他发现：在低可替代环境下，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可以集中控制产品的分销与售后支持；在高可替代环境下的情况则正好相反[8]。其结论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得到了证实，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在整个链条上具有控制权。Lutz和Padmanabhan在假定存在制造商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分析了制造商提供的延伸售后保证政策的差异性，在引入第三方提供产品的延伸售后保证时，制造商的保证政策、定价政策、产品质量、制造商利润以及社会福利等会发生改变[9]。Hollis考察了汽车市场因消费者的延伸售后保证需求具有异质性而借助于第三方向消费者提供延伸售后保证的合理性，以及第三方带来的延伸售后保证竞争对基本保证和社会福利的影响[10]。Brito和Aguilar分析了汽车消费者在质保期结束后，对汽车维修提供商的选择问题，并探讨了影响购买决策的服务属性[11]。Du和Evans则希望通过实施第三方物流来支撑制造商的售后服务战略，寻求在客户区域和售后服务中心间的最佳设施配置位置及交通流量[12]。Li等设计了供应链上的延伸售后保证，并用博弈论模型来决定是由制造商还是由独立零售商来提供延伸售后保证[13]。王素娟等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针对商家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和延伸售后保证服务的3种模式(即延伸售后保证由制造商单独提供、由零售商单独提供、由供应链协调提供)，利用博弈论分别构建模型，以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合作关系为基础，发现因延伸售后保证服务吸引力指数和延伸售后保证服务范围不同，因此制造商与零售商在积极性、所得利润方面存在差异，这进而导致两者的渠道模式不同[14]。 根据以上研究文献，提供延伸售后保证的第三方与制造商之间多是一种竞争关系，有关制造商能否与第三方物流合作开展延伸售后服务保证的研究并不多见。同时，以上研究多以制造商作为研究对象，第三方也主要指独立的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本文主要从合作模式下由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提供延伸售后保证的视角来研究延伸售后保证外包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