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适应与社会排斥  

——流动少年的城市融入研究①

作 者:

作者简介:
石长慧,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原文出处:
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以北京市城中村的流动少年为研究对象,从语言、文化活动和社会关系三个维度考察了他们的文化适应状况。文章发现,在语言和文化活动两个维度上,流动少年与城市少年趋同,并发展出了打零工和学习经营等独特的社会化方式;然而在社会关系维度上,他们却遭遇了和父辈一样的命运,受到城市的排斥和拒绝,被挡在主流群体之外。处于文化同化和社会排斥间的矛盾冲突中,流动少年很可能会体验到社会失范,从而产生越轨和犯罪行为,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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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文化适应是指“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Redfield,et al.,1936:149)。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早期施行的文化适应研究,一般都是集体层次的,他们探讨的通常是一个较原始的文化群体,由于与发达文化群体接触而改变其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张世富,1996)。而从文化适应的定义即可看出,不仅不同民族、种族和不同国籍之间的人群接触会带来文化适应问题,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的接触,也将带来文化的适应与变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负载了传统农村文化的农民工群体与负载现代城市文化的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可以视为两种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值得引起社会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

      根据社会学的理论研究,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对人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由于绝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在农村中完成了主要的社会化过程,因此,本文试图选取在幼年时期即随父母来到城市的未成年的农民工子女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的社会化——也即文化适应过程,以阐明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的社会融入情况。

      二、关于移民文化适应研究的简要理论回顾

      对于移民群体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接受社会文化的过程,也即文化适应问题,学术界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涌现了大量富有创见的理论和学术观点。虽然这些理论中的大多数为欧美学者研究国际移民时所阐发,但是同样能够为研究我国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适应提供借鉴和启发。

      最初的文化适应理论是单维度,且单方向的。这一理论认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的原有文化(culture of origin/heritage culture)到完全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并且这些个体最终将到达完全的主流文化这一点。也就是说,对于新到一个文化环境的个体来说,其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余伟、郑钢,2005:836-846)。这方面的代表性理论包括帕克提出的种族关系周期(race relations cycle)理论(Park,1950)和戈登提出的著名的七阶段同化论(Gordon,1964)。

      随着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的颁布,大量黑人、亚裔以及拉丁美洲混血的新移民的涌入,文化多样性的增长,旧有适用于欧洲移民的同化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移民的文化适应经历(Portes & Rumbaut,2001)。因此,在单维度的同化模型之后,学者们发展出了双维度甚至多维度的文化适应模式。

      双维度模型以贝瑞(Berry,1980:211-280)所发展出来的文化适应模式为代表。贝瑞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保持本族群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其它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区分出4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隔离和边缘化。其中,整合和同化指向融入主流文化一端,而隔离和边缘化则指向保留原有文化的一端。

      文化适应的双维度模型对单维度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改进,但是它仍然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如鲍里斯(Bourhis et al.,1997:369-386)等人指出,二维模型的缺陷在于没有重视主流社会对移民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因为实际上,国家或主流群体采取的一些整合政策对移民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取向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贝瑞在原有理论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三个维度:主流文化群体对非主流文化群体成员文化适应的影响(Berry,2003:17-37;Berry et al.,2002)。他认为主流群体成员对非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过程表现出四种态度:多元文化主义,熔炉主义,隔离和排斥。当主流群体要求非主流群体采取同化策略时,称为“熔炉主义(melting pot)”,当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强加分离策略时,称为“隔离(segregation)”,强加边缘化策略时称为“排斥(exclusion)”,而整合策略的取向则称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张劲梅,2008)。

      贝瑞把国家或主流群体的态度加进他原初的二维模型,就把社会结构的维度带入到文化适应研究之中。这种从个体选择与社会结构二者之间互动来看待文化适应的视角,为考察移民文化适应的过程和结果带来了丰富的可能性。

      在文化适应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适应过程是复杂和相对的,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众多不同的文化适应领域。著名的文化心理学家菲尼经过详细的文献梳理之后指出,移民群体对主流社会文化的接受是多方面、多领域的(multifaceted domains),主要包括语言偏好,人际关系,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和族群认同等(Phinney,1990:499-514)。另一位心理学家应郁文(Yu-WenYing)认为,由于个体对上述诸多要素适应的难易程度以及接受程度不同,个体很难接受或适应主流文化的所有方面,因此,对文化适应的测度可以从某些特定的领域入手。她认为,在这些要素之中,语言取向,文化活动和社会关系更为重要。其中,语言取向是其他两种文化适应行为展开的前提和工具,是公认最为重要的要素;文化活动适应包括对主流文化群体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的接受和参与程度,是文化适应直接而显著的行为体现;而社会关系适应则指与主流文化群体成员的良好交往和互动,是融入主流文化群体最深入,也是最困难的环节(Ying,1995:89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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