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如何通过社会管理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的社会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治理和控制，使之成为影响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的最积极变量，是新时期青少年工作必须重视的课题。本文即尝试对此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一、社会管理之于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生态的作用在于维持特定的社会存在 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的环境生态学研究源自20世纪40年代有关人类行为的生态学研究，这一研究取向的相关成果证明，青少年思想道德的成长过程就是认识和建构其生态环境的过程。“青少年在连续的和进步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须具有的态度和倾向的发展，不能通过信念、情感和知识的直接传授发生，它要通过环境的中介发生”[1]。既然如此，那么考察和研究青少年个体所处的现实社会生态环境及其中存在的以社会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规范(思想道德)的“内化”过程，并通过某种方式有效控制这一现实生态环境，使其达到最有利于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的平衡状态，就是干预青少年思想道德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最强有力和最有效的途径。而控制社会生态的最一般方式就是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是政府对整个社会及其各个环节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过程，目的在于正常发挥各系统、各部门、各环节的功能，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归根结底，社会管理就是要促成和维持一种人们期望的社会存在。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以“认识论”来指导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而忽视将青少年思想道德的成长置于青少年生活的整个社会环境中进行生态学的建构，忽视社会管理之于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生态环境建构的研究与实践，导致各方的教育努力难以形成合力，以致青少年认知学习的成果被消解。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知行不一现象就是最有力的例证。其实，人类精神世界的历史发展及相应的理论研究证明：社会即学校，管理即教育。如社会学习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经过对个体社会化影响因素的研究证明，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发展是行为、认知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青少年个体通过“观察”周围社会环境而习得特定的观念、行为(如模仿榜样)或强化已习得的观念、行为。另外，班杜拉特别指出，青少年在观察到一定的行为模式后，有的表现出实际行动，有的则没有表现，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表现的青少年就没有学会新的行为模式。班杜拉认为，决定行为表现出来与否的往往是是否具备表现这一行为的动机和条件，而非是否学会了这种行为[2]。也就是说，一旦具备某种社会现实条件，青少年就会表现出相应的积极或消极的行为倾向。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其他社会学研究的支持。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威尔逊(James Q.Wilson)和凯林(George L.Kelling)为有效控制美国犯罪增长所创立的破窗理论就揭示了无序的环境与某些犯罪之间的关系[3]。由是，社会生态环境状况既通过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中的积极或消极倾向产生现实强化，同时也规定着青少年积极或消极行为模式的实践机会，从而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成长。积极促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健康发展的自觉教育实践，就是对青少年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治理和管理，尽可能地累积和创生能够对青少年的积极思想道德倾向产生强化的因素，而削减和消除能够对青少年的消极思想道德倾向产生强化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管理及其职能部门要成为教育载体，而是成为一种促使社会生态环境产生教育意义的途径或中介。社会管理的作用就是维持一种特定的社会存在，给期望的思想道德观念的形成提供社会现实存在的确证，易言之，社会管理的作用就在于促成社会生态环境之教育意义的生发并保护这种教育意义。 二、通过社会管理维护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生态的理论原则 通过社会管理营造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的良好社会生态，须遵循以下理论与实践原则。 (一)坚持以认识与实践相融合的社会个体生成论为逻辑起点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个体的生成过程是主体不断改造自身内在精神世界的过程，但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诸因素割裂开来考察，所以才特别强调实践哲学在社会个体生成中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深刻地指出，人“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所以“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人的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4]。人的这种自为的扬弃自身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认识和实践相融合的建构过程，认识使个体获得关于自己和社会的关系的知识，而实践则使这种知识内化成自己的存在并使这种存在得以确证和表现。将认识和实践割裂开来，人就无以进行真正的自为与扬弃自身，健全的社会个体也就难以生成。个体的精神世界的改造过程不仅与各种社会关系息息相关，而且这种改造的所有方面、阶段、成果和经验教训，都是个体与社会具体进行互动的结果；所以，忽视个体特别是忽视其与社会的各种具体的动态性现实关系和互动，显然是不可能正确研究这种改造过程的[5]。所以，通过社会管理营造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的良好生态，应该坚持认识与实践相融合的社会个体生成论，认识并尊重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从多维立体的视角研究社会管理之于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生态环境的建构。这不仅使我们在探究社会管理的策略中具有全局意识，而且有助于使管理模式设计更加系统化和具有针对性。 (二)理论取向上要超越二元对立的社会学理解 中国社会管理的问题因社会进程相异而显示出与西方发达世界不尽相同的特点。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一种高速跳跃或者说是挤压式状态中展开的，在这个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文化方面则出现了周期性的激进主义、情绪主义，而最终造成道德文化生长过程的断裂脱臼[6]，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失衡。近年来，为了恢复社会生态的平衡，重构社会道德的权威，人们不懈于思想道德资源的挖掘和社会管理之救赎之道的寻求。国内由此出现了不同立场或不同理论范式的探讨，或执著于现代西方的已有成果，由此确也带来了理论上的繁荣，或热衷于传统资源的开发，意图在现代文明基础上重塑社会生态的古典气质，等等，各种主张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致使理论研究和问题解决的寻求方式陷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之中。其实，就具有突出的文化个性和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中国社会而言，任何简单地执于一隅的社会学理解都是难以寻求到解决问题的良方的。对于中国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的社会生态营造方案来说，毕竟不能不既面向世界又立足于中国现实，不能不既系于传统又超出传统。最好的道路是向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方向努力。只有这种超越的理论视野，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管理研究拥有自己的话语，才能使社会管理在营造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生态环境中走出自己的特色。而这种超越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就是以人为本，以利于中国的青少年发展为本，以利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改善与和谐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