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作贫困”释义与内在逻辑 人们一般认为只要一个人找到工作，并且努力工作的话，肯定不会陷入贫困状态。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欧美国家却出现了即使拼命工作却依然贫穷的现象，并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工作贫困”(working poor)一词应运而生。该词在美国的定义为“成人工作时间超过平均工时的一半，约1000小时左右，但其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200%(周娟，2009：72)。加拿大的定义为“工作贫困是指家庭总收入超过一半来自工资或者自雇收入，但其家庭收入低于官方的贫困线(National Council of Welfare，1977：346)”。英国的定义为“家中至少有一份收入是来自全时或部分工时的工资，但其家庭收入低于国民所得中位数50%或60%”(周娟，2009：73)。尽管各国的定义多样，但区别仅在于具体的测量方法，“工作贫困”具有的内在特性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独特性。“工作贫困”的提法本身打破了“无业即贫穷”的传统贫困观。一般而言，传统贫困是指一种“无业贫困”，意指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减弱的人，不能依靠工作获得生存手段，最终陷入贫困状态。这类人群多集中于老人、残疾人、儿童等群体。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贫困已经不仅是没有劳动能力人群的特有现象，就连努力工作的人也会成为弱势群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就业与否”已不再成为“贫困”的充分必要条件，它是一种新型的贫困状态。其次，多重弱势性。不同于传统贫困群体，处于“工作贫困”的群体多体现出多重弱势性的特点。原因在于他们比传统贫困群体承受更多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一方面，“工作贫困”人群本身要忙于工作，且从事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低收入工作，加剧了生活风险和健康风险。尤其是一些高污染性行业的就业群体，易患上白血病，脑瘤等职业病。另一方面，“工作贫困”群体的弱势性还表现在生活必需品的低消费能力上。例如食物、衣服、通勤和住房。特别是住房问题，他们要花掉大量的收入用于月复一月的房租上。在美国，有些有工作的群体支付不起房租的话，会住在自己的车里，或住在无家可归者的固定区域内，或者直接露宿街头。如2008年美国有1/5的无家可归者处在就业状态①；再次，结构归因性。“工作贫困”一词最早见于美国历史学家杜波伊斯在1899年关于费城黑人的研究。他强调贫困并非简单归因于个人懒惰等主观因素，而种族歧视政策等结构性因素，也是导致费城黑人终日奔波却依然贫穷的重要原因(DuBois，1899)。因此在后来的一个多世纪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欧美学者继承了这一结构归因的贫困研究，对“工作贫困”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结构性研究。这些研究大体体现在工作贫困与劳动力市场、工作贫困与福利模式的国别研究、工作贫困人群的人口学研究等方面(Hans-Jurgen Andreb，2008；David Ross，2000；Katherine Newman，1999；周娟，2009)。尽管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多样各异，但学界对于“工作贫困”的因果分析可大致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结论，即“工作贫困”现象的出现与西方新自由主义体制向经济、福利政策、生活世界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彻底渗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各类结构性转型，导致大量劳动者从事着大量被排斥在正规劳动权益和福利体系之外的临时性工作，但他们终日拼命工作的结果却是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工作贫困”是近20年来席卷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模式的直接产物。 新自由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是在“政府失灵”的前提假设下，比传统自由主义更为强调金融市场的作用，并要求政府减少干预。如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的权力、精简政府机构、削减最高税率、开放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放弃自然失业率之下的充分就业(阿尔多弗·萨德—费洛，2006：3-4)。在欧美国家中，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执政时期传承下来的“国家退场，市场进场”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各类政策，导致市场力量(特别是金融力量)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无可匹敌。这种全面的改革导致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严重失衡，市场力量的过于庞大迫使国家和社会都被塑造成“对市场友好”的“政府体系”和“社会结构”。从“个体与社会”这一社会学的基本关系来看，新自由主义式的社会基础是由孤立的个体组成的。每个人是自觉、自立地追求自己的自我利益，不需要通过组织和共同体之类的社会连接。因此，这一原子化的前提假设从本质上看是“反社会”的，只能造成自我主义的无限庞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个体缺乏集体保护等社会风险的出现。按此逻辑深入思考的话，我们面对“工作贫困”现象时，除了分析工作体系本身出现什么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思考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只有重建社会基础才能彻底克服“工作贫困”。 二、新自由主义与韩国的新型贫困 如前所述，欧美出现的“工作贫困”现象实际上是以“国家退场，市场全面渗透”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社会转型的直接产物。而新自由主义似乎不甘于停留在欧美大陆，随着强调技术和资本跨国流动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工作贫困”也通过全球化得以在世界各地不断复制。就连曾经创造出战后东亚经济奇迹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也不例外。据统计显示，韩国处于工作贫困状态的人数高达273万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贫困阶层。此结果与韩国新自由主义改革密切相关。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结构转型。即从以前倡导“国家主导主义”的快速现代化模式“突变”为“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以后，采取“国家主导主义”式的出口导向型现代化发展模式，促进韩国经济飞速发展，其GDP增长率从1961年到1996年连续35年保持在8%，逐渐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总体而言，这种“国家主导主义”的发展模式强调政府把领导社会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作为合法性基础，充分发挥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动员社会资源、规划国家发展、管理和调控经济的作用。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压力下，韩国政府开始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减少对国内银行的控制。特别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影响之下，韩国银行体系被推向破产边缘。为了应付危机，韩国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570亿美元的援助，但代价是韩国政府停止执行传统的经济功能，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例如，政府加强了国营企业民营化和向国外出售企业的力度。此外，政府还加快了市场全面开放的进程，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投资商业银行、石油精炼、地产销售租借、金融资产经纪业，甚至取消了外国资本投资和吞并韩国国有企业的限制(曹中屏，2005：520-524)。另一方面，“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大必然要削弱劳动者自身的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是要求韩国撤销劳工保护法律，使企业可以自由解雇和替换工人。1998年2月，在韩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使集体解雇合法化，并允许企业向其他公司出租临时工人。韩国的大财团迅速解雇了大约30%的工人。由于1999年和2000年需求上升，企业大多雇佣兼职工或临时工(韩德强，20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