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性化”的时代，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物开始与性联系在一起，或者说，生活中“性”的色彩越来越显现。这样一种社会时代风尚，对我们的下一代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主流的社会舆论认为这是“毒害青少年”，因此每每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可是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些青春萌动的少男少女们的性与爱又了解多少呢?这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青少年的生殖健康与性不仅仅是社会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学界，尤其是健康界、人口学与教育学的研究话题之一。从现有的国内文献来看，有关中国青少年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某个阶段的学生人群(初中生，高中生或者大学生)，除了本文之外，极个别研究包含了校外的青少年[1]。 从分析的主题与内容来看，基本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是否有过婚前性行为、性态度以及人流等生殖健康问题是调查的重点内容。从调查方法来看，绝大多数研究采用定量调查，但是在抽样方法上基本上采用的是方便抽样或者整群抽样(比如某个班级)，能够做到随机抽样的非常之少，能够做到全国范围内随机抽样的少之又少[2]。因此总体而言，样本的代表性比较差。 这类调查都强调了关注青少年生殖健康与性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基本立场与对数据的诠释观点有所差异，大多数是以警示性和担忧性的立场来解释数据。 由于所针对的具体人群、采用的具体调查方法与抽样方法都不同，这类调查的结果基本上不具有可比性。尤其是，文献中的绝大多数调查对于调查过程和设计缺乏详细地说明，数据的质量很难判断。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不打算对话已有文献的调查结果。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2010年对14-17岁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对全国范围内这个年龄段的校内外少年(包括流动人口)的基本人群特征、异性交往与性爱观、(互联网)线上线下的各类性实践进行分性别的细致展现，并分别以少男少女的性行为为目标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探索与之有关的各类因素。 相比已有的文献，本文的最大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方法学方面，笔者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以尽可能地达到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调查对象包括了流动少年人口，采用电脑辅助调查方法，在问卷设计以及具体调查过程中充分考虑隐私问题调查的各种阻碍因素与相应措施(详见方法部分)。 其次，在理论视角方面，笔者以更具有宽泛意义的、内容更为细致与丰富、更加强调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主体权利视角的sexuality研究框架来设计问卷、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与解释。关注性与爱，性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不仅关注网下性爱，也看网上性爱。这些视角与关注点区别于仅仅从窄义的 sex(行为学与生理学意义上的性行为)的角度来调查青少年的性[3]。 二、调查方法 本文以14-17岁的少年为调查研究对象。 之所以研究这个年龄段，而不是采用国际上以及其他研究中比较常见的15-24岁的年龄界定，主要是因为：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18岁是一个重要的年龄界限，18-24岁与18岁以下的青少年呈现出来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除了18岁的成年意义之外，大多数人在18岁进入了大学阶段(通常在外地上学，或者在本地上学但是开始住校)，而18岁以下的孩子还在初高中阶段，两者的生活与学习环境非常不同。选择14岁的考虑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大多数人正在读初中(初二阶段)，独立回答问题和心理方面的自主性已经比较强。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把青少年划分为18岁及以上的青年与14-17岁的少年更为合适，分开来讨论也更有意义。笼统的(尤其是界定为15-24岁)的“青少年”含义过于含混。在本文中，不分性别讨论的时候，笔者倾向于使用“少年”来指称14-17岁的人群，分性别讨论的语境则使用“少男少女”。 笔者所组织的调查团队，以县级单位为初级抽样单位(PSU)，以城乡之别、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PPS抽样。总计调查了123个城市社区与37个农村的行政村。在每个地方，笔者按照此地居住的14-17岁人口的总名单进行等距抽样，再按照地理位置抽样法抽取该社区地理范围内流动人口中的14-17岁者。笔者最终获得1593个有效样本，应答率为66.8％；低于18-61岁的成年总人口[4]。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经过复杂加权之后的数据。 相比于以往的研究，笔者调查在方法上的创新意义在于： 第一，本次调查对全国14-17岁的总人口具有总体代表性，优于任何非随机抽样的或局部地区的调查。 第二，本次调查涵盖了全国各种少年的总体，而绝不仅仅是在校生。笔者的调查中包括失学辍学的8.4％、已经毕业的11.1％，总计占到19.5％。按照工作状况来看，不工作的占6.0％，正在工作的占10.3％，在种地的3.2％。这些少年都是以往的绝大多数调查所缺失的。 第三，笔者实现了最强的保密性。笔者在学校之外(排除了来自老师和学校的隐性压力与顾虑)，采用同性别、一对一、在没有外界和他人打搅的空间中、使用笔记本电脑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有利于获得真实回答的方法。 第四，笔者最充分地贯彻了社会调查的伦理原则，充分尊重青少年的自愿与主体参与性。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少年，笔者要询问性方面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为此笔者专门在回答问卷的不同进程中分别7次设置了这样的问题：“下面我们要问一下您自己在××方面的一些事情，可能有些敏感，也可能涉及您的隐私。虽然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您是谁，因此完全可以为您保密；但是我们还是要征求您的意见：您愿意回答吗?”如果被访少年选择“不愿意”，则电脑程序自动跳过该部分的所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