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208-06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以1919年“北京证道团”(1924年改名为生命社)的成立①为开端，一直延续至1937年生命社解散，主要参与者是徐宝谦、刘廷芳、吴雷川、赵紫宸等自由神学派(社会派)基督徒。面对“五四”新思潮，他们提出了建立本色化神学和本色教会的主张，强调基督宗教应当并且可以在民族救亡和社会变革的现实语境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梳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联系，对于全面审视“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转型，以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融合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总体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在民主、科学和反帝救国的时代思潮中，“五四”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认识与思考构成了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得以产生的重要背景。赖德烈(Kenneth Latourette)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中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列为影响基督教在华传教事务的主要因素之一，他以传教士和基督教史学家的双重视角对这场运动作出了评价：“基本上，这个运动的企图是批判地考虑和分析一切的历史遗产，无论来自西方或华夏。那些人不会因为某一个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信念的神圣或久远，而停止质疑。新的想法受到欢迎，但——至少在理论上——它们要受科学方法的检验。他们反对任何对思想自由或表达自由的限制，对这种束缚都怀反感，又强烈反对中国的主权受到外国的任何限制，或外国人对华夏文化的轻视。”[1](P584)从赖德烈的描述里呈现出来的“五四”新思潮是理性的、自由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它力图通过批判的态度和民主科学的精神清除阻碍社会进步的历史陈垢，以人的启蒙和观念文化的转型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之一。已有学者对此解释道：“五四”时期的知识分于“对于基督教的看法虽然不同于传统士绅那样狭隘，不少人还是基督徒，但西方民主、自由和科学思想及近代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观念对他们的影响很深。新文化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深深意识到思想启蒙与革命的重要，这使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成为热门的议题之一”[2](P229)。从这一意义上看，“五四”新思潮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必须认真面对和谨慎回应的历史处境，促使宗教界人士重新思考基督教的历史定位及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从总体上看，对基督教的质疑和批判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倾向，同时也成为催生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因素。人道主义是“五四”知识分子用以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诉求。《敬告青年》一文就题旨明确地强调人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呼吁“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3]陈独秀的观点代表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尽管他们对于人道主义有着各自的理解和表达，但面对“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4]的文化积弊，“五四”先驱们意识到社会的进化应当建立在人的“进化”的基础上，从思想启蒙的高度提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5]。因此，他们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冀望用民主和科学的力量将民众从专制、蒙昧的黑暗世界中解救出来，在人的觉醒和观念文化的更新中熏新建构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由此推动国家的自立自强。 从这一立场出发，“五四”知识分子要求以独立自由的精神和科学理性的态度引导人们打破强加于自身的一切束缚，为实现“法律上之平等人格，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6]清除思想壁障。于是，他们既反对旧制度、旧文化、旧宗教拘囿人的个性，追求个人的独立和个性自由；又高扬理性主义的旗帜，认为启蒙理性的根本态度就是怀疑，“他要人疑而后信。他的武器是‘拿证据来’”[7](P636)。相信这种科学实证精神能够使迷信、愚昧无所遁形。 在此基础上，对宗教问题的讨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宝谦曾指出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大半是反对的多，赞成的少”[8]，他的看法反映出基督教在“五四”时期的现实处境。站在人道主义和民主科学的立场上，“五四”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呈现出了较为复杂的观感和认知。正如徐宝谦所说，对基督教的质疑和批判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倾向，同时也成为催生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知识分子批评宗教神学与教会是对人性的压抑，如胡适就提出“宗教的本意，是为人而作的”，“不料后世的宗教处处与人类的天性相反，处处反乎人情”[9](P479)，在他看来。束缚人性的宗教无疑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另一方面，陈独秀、吴稚晖等人又从科学理性的角度质疑宗教存在的价值，他们或是以实证的态度否定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上帝有无，既不能证实：那耶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了”[10]，或是坚持唯科学主义的立场视宗教为崇尚鬼神的谬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