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2)08－0024－07 当代生态文明理论主要可分为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三种类型，它们围绕着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的本质和生态治理路径三个核心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论，回顾和反思他们的理论争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 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对生态文明理论基础的不同理解和争论，本质上反映了它们理论建构的不同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 生态中心论者把“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其核心是要颠覆传统的人际伦理学和主观价值论，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上，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理论的后现代性质。在他们看来，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正是由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看作是宇宙中心、把人看作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把人之外的存在物仅仅看作是服从人类需要和利益的工具这种主观价值论，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危机，重建人类的生态价值观由此成为他们理论建构的重点。 生态中心论重建生态价值观的核心是要求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这是因为如果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主观价值论，不仅无法改变人类对自然的工具性态度，而且也无法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自然身上，这就意味着生态危机还会进一步强化。由此它们借助功利主义伦理学、道义论伦理学以及生态学科所揭示的整体性规律，一方面强调应该颠覆传统的人际伦理学，将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那里，另一方面强调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的需要的内在价值和维系自身生存的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人类并非是宇宙中的唯一的评价者，离开了人类的存在，自然依然具有其自身存在的内在价值。而根据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人类不过是生态共同体和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这就意味着人类并不具备比其他物种更多的权利，当然也就不应该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生态中心论强调，只有确立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人类才会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从而最终解决生态危机。 针对生态中心论的诘难，现代人类中心论者一方面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开辩护，另一方面又反思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在缺陷。在他们看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任何物种总是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的。同时，生态运动的最终目的正在于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否定和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运动将丧失其内在的动力而无法持续下去。因此，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并非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而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他们看来，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问题在于：它把人类任何感性欲望的要求都看作是合理和应该满足的，由此导致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因此必须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改造，把它所说的“感性欲望”改造成“理性欲望”，从而避免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 虽然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在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是对立的，但它们的共同点是把生态问题看作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认为只要通过对人类生态价值观展开调适，生态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明确表示反对。他们探讨生态危机解决途径的基本思路是：人和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和人关系的性质，只有调适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调适好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优势在于，它一方面看到了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它看到了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和态度的变化同样也取决于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性质。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的同时，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开了辩护，并赋予它新的内涵。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论所倡导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得到严密的科学论证，只能使自然神秘化，而且在实践中又必然陷入到反人道主义、反科学技术和反经济增长的结局，这不仅不利于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反只能使人们以破坏自然的方式维系其生存。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只不过他们所说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上的，其核心是生产必须以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本。 当代三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围绕生态文明理论基础的争论反映了它们不同的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其一，从价值立场上看，它们反映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和反西方中心主义之间的争论。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区别，但是它们都拘泥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看不到当代生态危机的形成和发展同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推卸当代环境治理责任的作用，在价值立场上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明确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在价值立场上具有明显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其二，从理论性质上看，它们反映的是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对于这一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宣示自己的理论是对生态中心论的现代主义批判。“生态主义(主流以及一个公开的无政府主义的版本)，被灌输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一致，尽管它是一种旧的政治哲学。生态主义的红色批评是把它推向一个更现代主义视野的尝试。”①生态中心论要求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但他们或者是借助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或者是借助于人的直觉和道德境界的提升作为论证，不仅存在着如何从“事实判断”直接推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难题，而且存在着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同时生态中心论强调地球优先性，具有反人道主义、反物质主义和反科学技术的特点，这与后现代思潮具有明显的契合性，因此，生态中心论从理论性质上看秉承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现代人类中心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始终坚持以人类利益为本位，对生态中心论所秉承的后现代主义立场持坚决的批判态度。所不同的只是现代人类中心论所说的人类整体利益是同资本依然联系在一起的，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中心论”、“阶级中心论”和“地区中心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类整体利益”恰恰是以破除资本及其全球权力关系为前提的，它关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