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2)04－0409－06 在道德哲学理论发展的当代背景下，中西道德哲学的相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从中西道德哲学理论的差异性出发，探寻这两种理论融合、会通的路径，已经成为当前道德哲学理论建构的基础性话题。关于哲学的差异分析法，俞吾金曾指出差异分析法与本质认同法的不同，其中差异分析法包括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文本的差异。①本文的分析方法借用了这种差异分析法，重点是从研究视角的差异入手，试图以孟子和康德对道德哲学建构的不同取向出发，揭示二者理论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剖析这两种道德哲学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所造成的特殊影响，为促进中西道德哲学的交流提供方法的反思。② 中西道德哲学的差异性表现很多，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重点围绕孟子和康德道德哲学理论建构的立足点、思考进路、创制模式、理论特征展开分析，以此展示中西道德哲学分野的标志。这种差异式反思的最终目的是引发对中西道德哲学的深层解析，为当代道德哲学理论的合理定位提供参照。 一、从道德哲学立足点上看，一为根于人心与人性，一为根于社会与历史 人心和人性作为儒家道德建基的立足点，贯穿于其反思的始终。人心根源于人性，人心又能够显发人性。人性的日生日成影响着人心的开合起伏。 孟子在阐发性善论的过程中，无论是对诸侯君主劝谏引发的不忍人之心论，还是与告子的性之善恶的辩论，期间还包含着与墨家、农家思想的激烈交锋，始终没有离开过对人心与人性的探究与解读，以及对人心与人性之善的理论辩护。在徐复观看来，孟子坚持以心善言性善，贯彻的是一条从性到心的思想路线。“孟子所说的性善之性，指的不是生而即有的全部内容，仅指的是在生而即有的内容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不是出自思辨的分析，乃指的是人的心的作用。”[1]175徐复观进而认为孟子由心善以言性善，这才是经过了自己生活中深刻地体认而提供了人性论以确实的根据。与后来许多从表面的事象，乃至从文字的字义上言性，在立论的根据上，有本质的不同。[1]151根据这样的推论，徐复观提出孟子认定心有反思、反省的功能，这些都来自于人的生活体验。如此一来，徐复观将孟子的性善论基础归结为经验的，而非理性的。 应当说，徐复观对孟子性善论的解读，把握到了孟子以人心和人性来确立道德哲学基础的苦心，但是将孟子的道德哲学归结为一种经验理论又有些偏颇。从孟子道德哲学的立场来看，其人性论的核心之处，在于认定人心对于人性的关键作用。即孟子以心善言性善的理论初衷是想表明，人性未必全然皆善，但由于人心的作用指向，使得人性成为善的。人性本是抽象不实，无法把捉的存在，但人心的活动却能够通过其言行的外在表现予以判分。况且，儒家对人心判断的一个传统观点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人心的一点自知和那一点灵明，使人性之善成为可能。孔子强调，吾欲仁，斯仁至也。孟子则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也是后世儒家学者将孟子的性善论进一步演化为“性日生日成论”的理论根源所在。由此，我们也就很清楚荀子的性恶论没有得到更多儒家学者的认同的原因。荀子的性恶论同样有其理论的自洽性，但是荀子论性是从人心活动的所有方面来立论的。荀子与孟子论性并不在同一个立场之上。想要用二者当中任何一方的理论来否定对方，都是一种拙劣的理论批判方式。 康德道德哲学的建构虽然有对人性内容的探析，但是康德论道德更多的是从社会与历史出发的。康德确立的理性形而上学决定了他对人性的看法没有与孟子类似的视角。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动物的理论以来，西方道德哲学一直试图从人的社会性层面寻找道德的立足点。康德也不例外。康德苦心孤诣、乾乾苦思构筑起理性形而上学的大厦，其最终的目的是对人类社会状态的担忧。我们从康德的思想历程不难看出，他所以从自然科学的研究转向哲学的反思与它对人类历史状态的忧心是分不开的。康德的著作中不仅有为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立论的内容，也有为道德哲学的形而上学，以及宗教、人类学等寻求奠基的理论。③郑昕在《康德学述》中就曾指出：“康德即以意志的自由为他哲学的中心问题，以‘理论的理性’与‘实践的理性’比较，后者优越；因为道德是人类的故乡，真理之实在性所表现于自由者，实较表现于自然者，明显，亲切，多多也。”[2]66康德为人类知识可靠性构筑的理性大厦，其中不乏对真理实在性的关注，但其真理为自由的理想却超出了知识本身的要求。 康德道德哲学反思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显然并不亚于孟子，从某种角度看，康德对于道德哲学的社会学基础的思考要远远超出孟子。正是这一方面的理论，显示了康德和孟子的差异。康德虽然没有说人是社会的理性的动物，但是其道德哲学的立足点足以表明，康德没有纠缠于人性本质的讨论，而是直接面向现实社会和人类历史的进程，力图点亮人类历史星空的道德之灯。可以说，孟子和康德道德哲学立足点的差异，直接引发了二者道德哲学思考进路的不同。 二、从道德哲学思考的进路看，一为依据情感理性而展开，一为依据实践理性而展开 孟子道德哲学思考的进路更多采取的是情感理性的方式，他没有从人性能力的各个方面进行解析，也没有这样的思考意识。孟子的情感理性不能用康德的理性模式加以解释。④其情感理性强调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孟子的情感理性是情中之理、理中之情二者的结合，是一种情理交融的状态。对于中国古典哲学来说，理的含义极其丰富。其主要意思的来源就是万事万物之理，自然也包括人思问及行为之理。这种情感理性依据的是人人皆具的恻隐之心。孟子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也，此仁不是与义、礼、智相平级的道德德目，而是其他一切德性规范的基础和根源。 可以说，孟子的恻隐之心既是其道德的源头，也是其道德展开必循的路径。这两方面都体现了孟子道德哲学对情感理性的情有独钟。从源头的角度看，恻隐体现了人所独具的对于世间万物的情感的关注；从道德展开的途径看，恻隐显示了人在恻隐之情的催动下，自我道德意识的发动与养成。孺子入井的著名事例极好地诠释了孟子情感理性的进路。⑤任何一个人见到即将掉入井中的孺子，怵惕恻隐之心皆有。此心之生，“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见孺子入井，人不应该有理性的考量，而是受内在怵惕恻隐之本然的情感催动。恻隐之情是普遍的，“在贤人那里是常不泯，在常人那里是不常泯，而在恶人那里亦不完全会泯灭”[3]76。恻隐之情的常在不泯保证了道德的实施，这是儒家所一直坚持的道德展开的进路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