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2.6；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2)04-0022-05 荀子的思想，一方面承续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另一方面批判继承、融会贯通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因而显得相当驳杂。荀子思想的这两方面特性深刻反映在其幸福观中。在孔孟那里，儒家的幸福主要地表现为“乐”。孔子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1](《述而》)，称赞颜回能够“箪食”“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1](《雍也》)，是为“孔颜之乐”；孟子讲“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2](《尽心上》)，是为“君子之乐”。而在荀子那里，福、乐、富、荣等众多关于幸福的概念被频繁地使用，“乐”不再是幸福概念集中和纯粹的表达。孔孟的幸福观主要是精神的、德性的、境界的，而荀子的幸福观中，物质的、功利的、欲望的东西获得了理性的确认，这些内容与儒家的德性原则混合在一起，丰富了儒家的幸福观，使先秦儒家幸福观的全貌得到了一次驳杂的呈现。 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满足，是人生幸福首先要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不仅是因为需要的满足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更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及其解决直接决定着人生追求的内容、人生价值的取向和人生幸福的性质。就思想流派而言，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就可能形成不同的派别，比如纵欲派、禁欲派、寡欲派、节欲派或者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德性主义、至善主义等等。先秦诸子围绕这一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从荀子对诸子的批判来看，人欲问题也应是百家争鸣的重要问题之一：“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3](《非十二子》) 按照一般的说法，荀子认为对待情欲的态度有三种错误的流派：一是纵欲派，以它嚣、魏牟为代表；一是禁欲派，以陈仲、史鰌为代表；一是寡欲派，以墨翟、宋钘为代表[4](P100)。荀子批评纵欲派放纵性情，习惯于任意作为，不符合礼义规范的要求，其行为无异于禽兽。在儒家幸福的视域中，对纵欲派的驳斥实际上意味着纠纯粹功利幸福之偏、解完全利欲幸福之蔽，进而也就隐含着以德性幸福来纠偏和解蔽的意图。荀子批评禁欲派抑制人的性情，行为离奇偏邪，一心把与众不同当作高明，求分异而不能合于大众，重小节而不能分清大义。这就是说，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休等本是人之常情，然而禁欲派却要抑制人的正常需求，否定合理的功利幸福，追求所谓的离世独立。荀子进一步指出，这种离世独立、立异以为高也并不是儒家所崇尚的德性幸福，因为德性幸福必然是“合大众”、“明大分”而不是表面上的“分异人”。 寡欲派以墨翟及其后学宋钘为代表，是荀子重点批判的对象。荀子批评寡欲派崇尚功利、重视节俭却轻视等级差别，完全不懂得人群之差等、君臣之礼义。在荀子看来，墨翟、宋钘为代表的寡欲派也是违背人情的，他们崇尚功利的同时又把人的利欲定位在极低的水平上，实际上也是否定了人的功利幸福。荀子针对宋钘的“人之情，欲寡”提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昧，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之“五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所欲者罚邪?乱莫大焉。”[3](《正论》) 荀子由人情之“五綦”驳斥了“寡欲说”，对功利幸福的确认也呼之欲出，这是批判寡欲派所导出的一个方面。进一步而言，荀子对墨家“寡欲说”驳斥同时展示着对儒家德性幸福的诉求，这个方面则是由批判寡欲派轻视等级差别、礼乐文化而导出的。孔子奠定了儒学两个核心概念——仁、礼，孟子由仁而礼侧重内在心性的发掘，荀子则由礼而仁侧重于外在的规范和导引，但在这种差异的背后，“人皆可以为尧舜”(孟)、“涂之人可以为禹”(荀)精神相通，“修身为本”的理念一脉相承。换言之，儒家孟荀之个体德性与礼义文化精神相通、目标一致，而寡欲派轻视等级差别、礼义文化，也就意味着对儒家德性幸福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荀子针对墨子的“非乐”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荀子首先指出喜乐是人的自然感情，进而提出必须对自然情感之乐加以引导使之不发生紊乱，从而能够实现儒家崇尚的道德之乐、心性之乐。从道德个体而言，儒家圣王作乐的目的就在于“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由于“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要达到“以道制欲”，实现“乐而不乱”，就应当发挥音乐的作用：“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这样，在荀子对墨子“非乐”的驳斥中，儒家德性幸福的诉求也就呼之欲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