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命结构与传统道德继承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贻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道德与文明

内容提要:

根据“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要从传统道德文化其“形”与其“神”两个方面的统一中去发掘存在于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优良资源,尤其是要去发现蕴含于其中的“古今通理”,如“中和”之道、“仁爱”之德、“见利思义”的价值模式等,进而实现对优良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传统道德的继承不仅要立足现实对传统道德中具有现代价值意义的范畴、概念和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和改造,从而实现现代价值再创造,而且还应重视对承载着传统道德价值的载体(“形”)的保护。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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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4-0013-08

       一、提出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背景

       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在不同的社会变革时期,出现了两次大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第一次反思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反思的对象是儒家文化。这一时期的反思突出了文化批判,矛头所向直指以“三纲”为核心的政治儒学。这一次文化反思的背景是,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列强侵略面前,在经济、政治上以弱者受辱而又不甘屈服的心态来看待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因而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反思。所崇尚的西方民主自由和所否定的儒家文化,其性质主要是政治层面上的,就是说,当时所批判的儒学主要是作为帝制王朝统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这是历史之必然。确实,以“三纲”为核心的政治儒学的生命是终结(不是死亡)了。同时,生产方式的现代变革带来了生活方式、知识和知识结构的更新,西方式的新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建立和实行,对儒学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读经,除了在乡村私塾仍有保留,在城市的学校中就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也几乎绝迹,而以承袭和传播儒学为己任的“士”阶层的解体,则意味着丧失了传承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当然,这不等于儒学文化生命的终结,不等于儒家文化及其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所积淀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的终结和消解。但是,当时社会的历史主题是革命,是民族解放,因此,尽管提出了要总结传统文化、继承优良传统的课题,然而显然不可能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新儒家打着“复兴儒学”的旗帜,对儒学的现代转型虽然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学术观点和理论,但由于他们的研究脱离革命的实践而仅仅停留在学理层面,因而也缺乏实践的说服力。就是说,继承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实现。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反思①。这次反思的主要对象还是儒家文化,但其背景与第一次反思不同,因而反思的特点和结果也完全不同。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遭到了“文革”的全面浩劫,接着又遇到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挑战。但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彻底否定了“文革”,否定了“评法批儒”,这就使得“反思”摆脱了“左”的“政治”框架,从而有可能给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历史命运以理性的考量;同时,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在获得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了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生活方式极端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今世界普遍出现了宗教复兴的现象,它适应了社会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需要[1]。而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自发势力对精神领域的消极影响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避免重走西方的老路,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于是,儒家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就凸显出来,弘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国学热、“汉服热”、祭孔活动、孔子学院、“读经运动”、重修家谱族谱等似乎是回归传统的现象就是一种明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现代生命力。而儒家文化要应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挑战,关键在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实现其现代的转化,使之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对此,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要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区分精华与糟粕,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2]他还明确提出,建设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与优良的传统道德相承接。这都十分明确地反映并肯定了儒家文化的现代生命力,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第二次文化反思的成果和特点。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动下,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国人不断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中国人”作为一种人格符号,意味着国人对中华文化的深切认同。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人的文化心态,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时代强音,成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二、“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与中国道德文化优良传统的发掘

       自近代以来的两次大的“文化反思”(第二次反思还在继续)是否达到了“文化自觉”的程度?这个问题很值得检讨。“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按照费老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文化自觉”还有在个人层面上的含义,主要指建立于个性自由、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基础上的个人与公众、社会的统一与和谐。应该看到,提出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重视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物古迹的保护,国学热,兴建孔子学院,等等,都是文化自觉的体现。不过,就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距离“文化自觉”还很远,不说人们的行为,就是在认识上,文化虚无主义还很有市场,当然,文化复古主义也成为一种倾向。但通过两次大的“文化反思”,总的趋向是在走向“文化自觉”,其突出的表现是,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和主导者终于肯定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地位和意义,肯定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及其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意义,当然也肯定了中华道德文化的优良传统。这就为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继承和弘扬优良的传统道德文化确立了十分有利的前提条件。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继承和弘扬?即方法论的问题。

       道德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如果把道德界定为“善”,那么就可以说,道德是人类的可称之为善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这里,我没有用常用的道德定义,而是提“道德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因为这样的提法更能具体地把握道德和传统道德。

       我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把文化结构分为“神”和“形”两部分②。“神”指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形”指文字语言的符号系统、理论学说和各种文本以及各种功能性、仪式性、规范性、审美性的社会活动,如学校教育、学术研究、文艺创作、道德实践、宗教活动等,是文化其“神”的载体。文化就是其“神”与其“形”统一的生命体;“形质神用”,两者缺一不可。道德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有“神”与“形”统一的生命结构,其“神”即核心是“善”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其“形”即“神”的载体是道德规范、伦理学说、各种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还包括道德事件、道德事迹和体现、反映道德价值观或道德事迹的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以及实物、建筑,等等。如果是这样来看待道德,来把握传统道德,那么优良的道德传统就不仅仅是一些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还应该包括许多道德之“形”,也不仅仅是思想学说,还有现实的或历史的社会存在。这样,我们的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就十分丰富了,也会取得更大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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