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2)04－0079－05 回溯历史，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与文化价值支撑有关。随着中国的崛起，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科技的强盛，嫦娥一号让我们实现了“九天揽月”，“蛟龙号”让我们实现了“五洋捉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而强劲的增长，中国对事关国家大政方略的财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让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瞠目。但是，这只意味着“财大”，并不表示可以“气粗”。在世界文明对话的舞台上，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观。事实上，最终决定民族命运的主要取决于文明和文化，而非单单是军事和经济力量。如今，放眼中国社会，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目标上已达到了高度共识。虽然我们有了物质财富，但是，我们的社会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却越来越贫瘠。而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的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绝对不应该迷信一时的物质和财富力量，而应该信赖的是制度的力量，是文化和核心价值的力量。基于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1]。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厘清基本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一、基本价值观是一种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 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这个标准存在于人们的内心，并通过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它决定着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价值观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不是每个价值观都是核心价值观，有些价值观是基本价值观。基本价值观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最基本标准，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通俗地讲，基本价值观就是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它集中体现为社会“纲常”，也就是埋藏在我们意识深处的“社会行为准则”。这种“社会行为准则”是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经过长年积淀，因润滑社会关系而成为“纲常”，成为一种文化。例如，知羞耻、守信义、知荣辱，这样的基本价值观就是一种基本社会行为准则，虽然历经社会形态的变迁，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表达，但是，其基本内涵没有变化，一直传承至今，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知羞耻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耻辱感的教育，认为知耻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孟子最先将羞耻心提高到人性标志的高度，他认为，“人不能无耻”，“无羞耻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这一羞耻观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而广泛。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在礼义廉耻“四维”中，“耻”最为关键。因为，人无耻就会无所不为，那么，天下国家祸败乱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康有为认为：“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孟子微·卷六)近来媒体频频曝光的“裸聊门”、“微博门”、“开房门”、“短信门”、“裸照门”等事件再次提醒我们，知羞耻教育在当今的社会境况下非常必要。 (二)守信义 “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德目，泛指诚实无欺、说话算数、严守信用的品德。据《左传》记载：“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老子说：“言，善信。”意即说话要恪守信用。孔子也认为：“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还把“言必信，行必果”、“敬事而信”作为规范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把诚信看作做人立世的基点。《贞观政要》记载唐代名相魏征时说：“德礼诚信，国之大纲”，把“信”作为治国之大纲来加以强调。 诚信也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观念意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降到最低，社会才能良性发展。而诚信的缺失则会加大社会的运转成本，造成国家形象的缺损和公信力下降，甚至造成道德的缺失和沦丧，搅乱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污染社会环境。目前，从个人诚信、商务诚信到政务诚信，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各地频现的“彭宇案”、三鹿事件、达芬奇家具案、“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等等，都从中折射出诚信危机。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多靠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如果这一底线被破坏，则非常危险。 “义”指正当、正直和道义的气节，即“正义之气”；“利”则泛指个人利益和功效。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儒家主张“君子义以为上”，号召人们努力去追求义，即社会公利，为社会多做贡献，用社会公利限制、约束个人私利，“见利思义”。中华传统的义利观强调重义轻利，曾抑制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强调见利思义，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求利特性带来的拜金主义泛滥和道德堕落的警惕和批判，对道德标准的坚持和推展以及以义为根本的长久之利的认识，又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