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区分核心价值观与道德生活价值观  

——如何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管见

作 者:
韩震 

作者简介:
韩震,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

核心价值观与道德生活价值观之间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二者也有着显见的区别。核心价值观所反映的是制度层面的东西,而道德价值观所体现的是人们日常生活规范层面的东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对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把握、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定位。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而不能将其与作为人民群众生活伦理规范的道德生活价值观混为一谈。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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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2)03-0044-03

      目前,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程已经逐渐聚焦,即一方面经过讨论社会各界已经形成了许多共识,如大家都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本质;但另一方面在如何表达核心价值观的概念方面仍然存在众说纷纭的状态,这些分歧有些是认识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不同,有些则纯粹是词语方面的运用和选择。

      为了凝聚共识,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和内涵。笔者认为,在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而不是仅仅随意选取一些值得永远珍视的美好的价值概念。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有许多值得人们珍视的重要价值观,但不是所有重要且美好的价值观都能够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成为核心价值观,须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的角度加以梳理和体认。那些不被视为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也许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也不是因为它们不值得珍视,而是因为它们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另外一些层面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必须基于一些基本的规定或原则[1],为此,我们必须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其中之一就是把核心价值观与道德生活价值观混为一谈。在凝练核心价值观之前,首先要分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道德生活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对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把握、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定位;而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价值观则是人民群众生活的伦理规范,是用来调节人们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又有着性质和功能上的区别。前者是国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对人民的承诺,而后者则是人民应该怎样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分清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人民生活价值观。譬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中,诚信、友爱、仁慈、仁爱、善良、勤俭、劳动、文明、爱国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它们都属于人民生活道德或公民道德的价值范畴,而不属于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价值取向的核心价值观。

      在我们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过程中,不时有人提出:我们的价值观不如我们的古代先辈成功。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早就很明确,在古代就有“仁义礼智信”,而且很容易理解和记忆,因而妇孺皆知,深入人心。但是,对于这个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传统社会或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仁义礼智信”,而是同其他封建制度类似,是等级制的价值观,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能还有“夫夫妇妇”,或者换句话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如果要问“仁义礼智信”是什么样的价值观,笔者的回答是: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价值观,或曰当时人民生活的价值观。由此,我们有必要分清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人民生活价值观,前者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后者是人民生活的伦理规范。核心价值是社会意识形态,不是一般的生活道德观。核心价值反映的是制度先进与否的问题,道德价值观是对善恶或好坏的看法。作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精髓的核心价值观,是这种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制度性承诺或表达,譬如,像“自由、平等、博爱”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等级贵贱价值观的思想武器;作为生活价值观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譬如,古代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古希腊的“勇敢”、“理智”和“适度”,欧洲中世纪的“虔诚”、“谦卑”、“服从”,近代资产阶级的所谓“勤俭”、“劳作”、“自律”等等。

      因此,只有分清核心价值观和生活价值观,认识到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等级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东西,我们才能理解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在历史进程中的进步性,即资产阶级价值观是对封建主义等级制的核心价值观的反抗。在资本主义革命的初期,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政治权力,他们希望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性价值承诺,对封建主义的等级贵贱价值观进行批判,由此顺理成章地成为动员各个阶层人民的旗帜(尽管当时还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术语),并且在欧洲范围内逐渐推翻了封建主义统治,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资产阶级夺得了统治权,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确立,在社会主义实践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也逐渐把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逐渐嬗变为“民主、自由、人权”,从而仍然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继续掌握着道德制高点和文化软实力。“自由、平等、博爱”与“民主、自由、人权”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较弱的情况下,要求统治者给以自己自由,能够获得平等相待的权利;后者则是资产阶级政权巩固之后,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制度需要,即不仅要有自由,还要诉诸有资本发展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扩大权利的斗争现实。

      在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也曾经基于资产阶级价值观而进行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尽管也取得了许多推动社会进步的成果,但都不能取得最终的和实质的胜利。因此,“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革命以人民解放和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作为核心价值观,激发了全世界人民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一时间,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曾经担心社会主义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既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某些失误,也是因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把自己价值观蜕化为单纯的口号,或是将“爱国”、“忠诚”、“守法”之类的生活价值观当成核心价值观,从而遮蔽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质的价值取向,导致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渐渐减弱。譬如,在柏林墙两边,东柏林的吸引力就比不过西柏林,东德需要建立一堵高墙来阻挡人民往另外一边跑。价值信念崩塌了,人心也就涣散了,内在认同出现了危机,问题终将会暴露出来。价值认同出现问题了,靠外在的墙来阻挡往往是无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东剧变也是核心价值观失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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