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情感的爱与作为义务的爱

       康德在讨论道德行为时，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看待爱的问题。如人们所知，康德是不赞成以爱这种情感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的。因为他认为，一方面，爱作为一种情感具有特殊性、相对性，而不具有普遍性，但作为义务之根基的道德法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因而爱不能成为道德义务；另一方面，作为义务或责任，应当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因为“义务是由敬重法则而来的行动的必要性”。(Kant，p.55)这里的“必要性”本身就具有强制性的含义，而爱这种情感是不能强制的：一个人不能强制自己去爱另一个人或事物，也不能强制他人来爱自己或爱他人。因此，“作为情感的爱”不能构成人们的义务或责任：“爱是感知的事情，不是意愿的事情，而且我能够爱，不是因为我愿意，但更不是因为我应当(被强制去爱)。因此，一种爱的义务是胡说八道。”(康德，2007年，第414页)所以，作为坚持认为道德行为应当是从义务出发的义务论伦理学家，康德要在理论上坚持自己的学说，就必须把“爱”这种情感排除在道德行为的出发点之外。

       然而，在基督教成为强有力的社会意识的当时的德国，康德拒斥以爱作为道德行为之出发点，以及否认爱是一种义务的做法，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那就是如何看待上帝所教导的爱，即作为上帝之诫命的圣爱的问题：上帝命令我们要爱邻人，甚至爱敌人，那么，出于这种爱的行为是否是一种道德行为呢?这种爱是否能构成道德义务呢?显然，康德不能说它不是道德的行为，不能说上帝的诫命不是对人类行为的规范，不能说它不是道德义务。然而，承认从爱出发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承认作为情感的爱是一种义务，这又和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不相容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采取的办法就是对爱本身作出区分，把它们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情感的爱，它和爱好、欲望、兴趣等同属一类，康德称之为“病理学的爱”；另一类则是作为义务或责任的爱，它是和上帝之诫命相关的爱，也是和人类意志和理性相关的爱，康德称之为“实践性的爱”。康德说：“无疑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圣经》上的经文，里面命令我们要爱邻人，甚至要爱我们的敌人。因为爱作为一种爱好是无法被命令的，但是出于义务的善行，即使根本没有任何爱好驱使我们去实行之，甚至还被自然的、难以抑制的反感所抵制，却是实践的(praktische)而非病理学的(pathologische)爱，它在于意志，而不在于情感偏好，在于行为的原则，而不在于温柔的同情心；但唯独这种实践性的爱能被命令。”(Kant， p.54)这里所说的“病理学的爱”，指的是依赖于感性的，或由感性冲动所规定的，具有生理情绪性质的爱(我以为康德的“病理学的爱”这一说法颇有贬损之义，所以我更愿意把这种爱称为“作为情感的爱”)；由于它出于情感偏好，出于温柔的同情心，所以是无法被命令的。在康德看来，只有“实践性的爱”，由于它是出于意志的，出于行为之原则的，所以是一种出于义务的善意和善行，是作为上帝之诫命或某种规范出现的作为义务的爱，从而才具有强制性和必然性，也才具有道德性。换言之，它要求所有的人都应当如此去做。相对于“作为情感的爱”，我把这种“实践性的爱”称为“作为义务的爱”。只有从这种“作为义务的爱”或“实践性的爱”出发的行为，才有可能成为道德行为，而从“病理学的爱”或“作为情感的爱”出发的行为是不能成为道德行为的。所以他说：“善意(善意的爱)作为一种行为可以服从于义务法则。但是，人们常常把一种对他人无私的善意(尽管不是本义的)也叫作爱；不错，在善意所涉及的不是他人的幸福，而是使自己的所有目的完全并自由地顺从于另一个(哪怕是一个超人的)存在者的目的的地方，人们所说的同时对我们而言是义务的爱。但是，一切义务都是强迫，是一种强制。”(康德，2007年，第414页)在康德看来，对他人的“作为义务的爱”不能被理解为“作为情感的爱”，理解为对他人的完善性的愉快的爱，而是必须被设想为作为实践的善意的准则，并以善行为结果。也就是说，“尽我们的能力向他人行善，不论爱不爱他们……因为善意始终还是一种义务，哪怕是对于仇视人类者，人们当然不可能爱这种人，但毕竟可以向他表示善意”。(同上)康德称这种善意和善行为“爱的义务”；在“爱的义务”之下，他又划分出行善的义务、感激的义务和同情的义务三种类型，并对它们分别加以叙述，同时还讨论了它们各自之中存在的决疑论问题。

       其实，康德对爱所作的这种区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他对友爱问题用了整整两卷的篇幅来加以讨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友爱，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不仅包括邻人之爱、朋友之爱，还包括父母子女之爱，甚至包括夫妇之间的两性之爱。虽然从总体上看他对这些爱没有做出必要的区分，但是在个别地方也曾做过明确的区分。他把爱区分为作为德性的友善和作为情感的友爱，认为：友善“这种品质同友爱的区别，在于它不包含对所交往的人的感情。这样的人做事适度，不是出于爱或恨的感情，而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同熟人和生人，同亲近的人和不亲近的人交游，都举止适度，只不过是相应于每一种人的适度”。(亚里士多德，第117页)在此，亚里士多德显然区分了作为德性的爱即友善，与作为情感的爱即友爱；而这种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普遍主义的，是对一切人都同等看待的，它是一种德性而不是情感，而后者却是特殊主义的，是一种情感，是出于爱或恨的情感，这种爱有亲疏之分。这种说法很类似于康德对爱作出的区分。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人，即使试图对爱作出分类，也不过是把爱简单地区分为性爱、情爱、友爱以及仁爱，等等。但是，这种分类实际上都是把爱当作一种情感性的东西加以划分，因而无论怎样分，它们都是对于情感或“病理学的爱”的一种分类。康德对爱所作的分类则不同于以往的分类：它不是在属的意义上划分的，而是在种的意义上划分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把爱作为情感对其属性加以区分，而是把爱本身首先分成为病理的和实践的两大类。我以为，康德的这一分类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爱这种东西，还有利于我们解决以往对一些与爱相关的问题的争论。

       有人也许认为，康德对爱的这种区分乃是一种逃避前述理论困境的权宜之计。我以为并非如此。因为无论是在人们的经验生活中还是在对爱的理性思考中，这种区分都是现实存在的，也是有理论根据的。首先，这种区分具有经验的和实践的根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确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爱。我们平常所说到的爱大多是一种情感意义上的爱，如亲情之爱、异性之爱；这些爱都有其自然的根基，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生理心理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性爱，康德说：“性的偏好也被称为爱(在该词的最狭义上)，但是，它既不能算做愉悦的爱，也不能算做善意的爱(因为二者宁可说都阻挡肉体的享受)，而是一种特殊种类的愉快，而且性欲冲动与道德上的爱真正说来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虽然在实践理性以其限制性条件加上来时，它也能够与后者发生紧密结合”。(康德，2007年，第414页)康德的意思是：性爱是从最狭隘意义上理解的爱，它和道德上的爱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相反，它和人的情感以及人的肉体享受相关，而善意的爱则是与道德相关的爱。但是，有时我们也说到另外一些爱，它们很难用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生理心理因素作出解释。比如我们常常说的爱祖国、爱科学、爱党、爱社会主义等；这些爱的形成决非自然情感所致，而是理性的产物、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人为灌输或教化的产物。即使它们有可能最初与自然情感相关，也不是感性冲动的产物，而是人们通过理性思考产生的规范性的东西，是与人的意志和理性相关的东西。它们是作为规范(如道德的规范、政治的规范)而出现的；是某种要求，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因而是某种政治的或道德的义务。显然，这种爱与“作为情感的爱”是不一样的。这种爱也就是一种“作为义务的爱”或“实践性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