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人格和人文：《贞观政要》官德生成的三重伦理向度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2)03-0031-05

       《贞观政要》是唐史官吴兢编撰的一部政治性论著，它追记了贞观年间君臣关于如何治理国家、防备腐败等言论和策略。其既为“帝王之学”，亦为经典的“官箴之书”。《说文解字》云：“官，吏事君也。”“从宀，从阜。犹众也，此与师同义。从，以宀覆之，则有治众之意。”而“吏，治人者也”。研究者多视“官”“吏”同一，然而隋唐之际官与吏已有明确的界线。唐沿袭南北朝以来官品的流内、流外制，严格意义上的“官”当属流内，即九品以内的朝臣，史书多称“官人”[1]。本文即在这一层面讨论官德生成问题。《贞观政要》官德的内涵，已有研究言之甚详[2]。这些官德之所以生成，既有贞观政治的因素，亦有文化继承发展的缘由。本文主要基于后者，从人性、人格和人文等三重向度对其官德生成思想进行动态、立体的论述。

       一、人性：官德生成的形上根据

       《贞观政要》重在探讨“治国之道”，这里的“道”既有“道理”“大法”之意，更有其形上的意涵。先秦儒家确立“道”的本体意识，旨归在心性与天道的一体，向外在性提供一个内在的主体性保证，用儒家政治道德的术语表达就是“内圣外王”。由此，儒家所主张的道德和社会秩序，总是可寻迹到其内在的道德源头，即人性的设计。研究显示，《贞观政要》的政治思想虽然在内涵上也包含着道家清虚自守的精神，但从整体上与儒学励精图治的济世精神更为密切，这是贞观君臣的选择，亦为吴兢的价值取向。故《贞观政要》基本是围绕正统儒学的先验人性论展开对“道”的探索与践履的。

       魏征云：“人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性情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3](《公平》)这里，“人”指普通的人，其本质在于“心”。“心”由“性”和“情”构成，即先秦儒家的“情识”之心。其中，“性”为心的体，是人人都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资质，即“人性相近”。同时指出这种“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3](《崇儒学》)，“灵”可假借为“良”，意为“善，美好”，为一种自觉的精神状态。这样，虽然《贞观政要》并未像其他儒学经典明言人性之“灵”源自“天命”，但至少在“性”的价值内涵上与正统儒学的性善论保持了一致。然而，这种“灵”又与“待学成而为美”之“美”不尽相同。“待”指出“灵”类似孟子之“端”，为善之“才”，是一种“见得思义”“闻善而徙”的道德能力。与“四端”一样，“灵”指明道德的人性根源，强调了人性的“待成性”而非“既成性”，因为“灵”作为道德能力的存在，其潜在性需要后天之“学”的强化和升华，为后天之“学”和“化”提供了人性的根据。

       “心”的活动即为“情”。关于“情”，《贞观政要》持两种取向，其一将其与“性”直接对立，正所谓“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3](《规谏太子》)。岑文本亦称：“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伤饬情以成其性。”[3](《崇儒学》)故劝诫君臣切莫纵情傲物。这是将“情”视为官能发出的欲望。鉴于《贞观政要》中论及的“欲”多是与“道”对立的“私欲”“情欲”，“情”就理所当然成为恶的本源。将“情”与“欲”等同且被冠以恶的价值判断，从中可以看到法家人性论思想的影响。其二是将“情”视为人感物而生的自然感情，区别于“欲”，无善无恶。它对于心的关系取决于人是“以性统情”，抑或“使情顺欲”。《君道》云：“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警戒君臣若“谅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3](《纳谏》)。而“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3](《慎终》)。“以性统情”还是“使情顺欲”将最终导致善人与恶人的分野。所以，“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3](《纳谏》)，必须修身以正人心，“心情苟正，则奸慝无所生，邪意无所载”[3](《公平》)。相比前者，后者将情与欲区别，既承认了“情”的必然性与正当性，又与“人有性、有情、有化、有俗”之说相呼应。而正是“情”的这种性质，以及它与“性”、“欲”之间的关系，《贞观政要》的等级人性论和官德修养论才具有理论的合理性与现实的必要性。

       《贞观政要》虽然承认人性的“相近”，然毕竟只是“相近”而非“相同”。与先秦儒家的“人皆能为尧舜”之充分自信不同，受两汉以来儒学人性论的影响，《杜馋邪》将人性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中人可以为善，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上智之人，自无所染，但中智之人无恒，从教而变”。“智人”可分为“上智之人”与“中人”，前者赋有天生的“圣人之性”，他们不仅没有为恶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其精神上的完全自由，是不受任何恶的影响、具有独立意识的道德主体。后者为中智常人，其善恶随着他们对于情欲的节制而变化，具有易变性。此外还有“愚人之性”，“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3](《赦令》)，“愚人”为生来具有违纪作乱倾向的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性的等级划分只是对道德人格高低的划分，而不能将其与社会等级划分机械地对应，认为“愚人”即庶民，“智人”即贞观君臣。具有“上智之性”的圣人百世难遇，世人多为“中人之性”。那么，成为“官人”首先必须具备这种“中人之性”。“中人之性”不稳定：纵情向下落一步即成恶，从性向上推一步即是善。这样，就将官人修身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修身”的关键在于将有“灵”之性“成美”，在于通过“抑欲”的精神性实践使“情”为道所驭。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贞观政要》不断强调为政者“修身”的问题，君主的修身构成了《贞观政要》的核心，而官人通过“克己抑欲”、“节俭修身”等进行的自我品质的冶炼也被视为决定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