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底，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前不久刚去世的罗竹风同志讲过几句语重心长的话：“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道路决不能改变，这面旗帜是要永远高高树立的。‘自治’，就是收回教权，由中国信徒办好宗教事业，不要外国插手。‘自养’是物质基础。现在的关键是‘自传’，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宗教理论体系……要从宗教理论上，使‘洋教’变成真正中国的基督教。”罗老所说的宗教理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教神学。如果同意罗老的观点，我们不妨说：一个已经由中国信徒自办的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还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神学理论。只有这样，曾经是“洋教”的中国基督教才能变成“真正中国的基督教”。 曾在中国教会占主导地位的神学，是以“信与不信的对立”为轴心的那个体系。它表现在：把非信徒看为外人，从而自外于自己的人民；它把教外的善与恶、美与丑等量齐观，并把社会与历史的总趋势看为日益败坏、无可救药；它对整个历史、社会与人生抱一种鄙视、厌恶的消极态度；它否定基督徒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修养与追求。影响所及，使许多善良信徒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对民族、对人民，抱一种消极冷漠态度。这一神学体系之所以同我们的国情格格不入，首先由于它同我们的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同时也和我们的圣经启示格格不入。 举例来说，墨子的“兼爱”主张，是来自于他对上天普遍爱护所有百姓的体认。他看到，上天叫阳光照耀所有的人，叫雨露哺育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得以存活，得以成长。这和圣经诗篇所说的太阳“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十分相似。同耶稣所说的下面几句话则更加相似：“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周易》赞美大地的恩德时，称它顺着天意，成全天意，滋养哺育万物而不加区别；并要求君子，应以大地的这种深恩厚爱去爱万物万人。带有这样一种文化精神的人，接受耶稣所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是比较自然的。而那种视非信徒为外人、为异族，甚而自外于人民的感情，同我们的民族精神，同主基督的宽阔胸怀，可说是相去甚远甚远。 带有我们的文化精神进行神学思考，就很难把“信与不信的对立”看为基督教向人类提出的唯一问题。正像丁主教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出发点是上帝的爱，或是爱的上帝”；“我们不仅说爱是上帝的一个属性，我们更要说上帝更是爱，他是处于存在的中央的那个爱者”。以“信与不信的对立”为轴心的神学思考，惯于把人类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等等，只因其在教外，便等量齐观；并惯于把历史和社会的总趋势悲观地看为日益败坏，无可救药。但以上帝之圣爱或圣爱之上帝为神学思考的出发点，则能发现整个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均在爱的引领、爱的保守、爱的主宰与爱的接纳之中。“上帝既是爱，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所作努力的最后命运，不可能是它们的全部消灭。它们将经过筛选，有的会消灭，有的将在基督里得以改变和升华，在历史最后的高潮中为上帝所接纳。”这是丁主教的另一段话。 以“信与不信的对立”为轴心之神学的超世观，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超世观，有着根本区别。前者，出于对现实社会的冷漠、鄙视、无动于衷；而后者，则出于对一种超脱于功名利禄的独立人格之追求。吴耀宗对“浩然正气”的追求，对“精神的独立与自由”的追求，对“敝屣功利，恬淡存心”的追求，正都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一位中国神学家所流露出的那种“超世”境界。而对当时黑暗势力的斗争，对当时罪恶势力的讨伐，对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之呼唤，则又是同一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吴耀宗所坦陈的“入世”情怀。丁主教说过：“重视历史，把传统基督教所看不起的人类历史从地上捡起来，用人民的观点加以观察，还其本来面目，在其中找到基督徒的使命和完成使命的同路人，这就是吴先生的理论和实践不同于其他神学家的地方。”当然我们还可以说，这也就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神学家不同于其他神学家的地方。 在今生与来世这一对神学范畴的处理上，存在着同样的分歧。以“信与不信的对立”为轴心的神学思考将二者对立起来，憧憬并向往来世；却对今生，对现实生活及其改善的努力抱一种旁观乃至否定态度。这种观点很难被具有中国文化修养的神学家所接受，包括福音主义神学家在内。贾玉铭是一位十分虔诚等候主再来的神学家，但他主张“为人民服务永不辞劳苦，服事人即服事主”；“人生必须有益于世，尽天职”；“今生来生紧连系，乃为永生度今生”。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现实世界，而它的思维模式又是一个回还往复的环路，受其熏陶的中国神学家的思路，必然往复于今生与来世之间。 注重伦常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它容不得任何忽视或否定伦常道德的神学与宗教，这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存亡生死的重要原因之一。基督教神学而不及道德行为，同西方神学“以知证信”的方法有关。所以谢扶雅主张：“我们的‘以行体信’，自可创造出蔚然可观的华夏基督教文明。”另一个方面，以“信与不信的对立”为轴心的神学体系，则又以“恩典”贬低道德行为，以“信心”抹杀人间一切属于真善美的品德与德行。我们推崇并高举上帝的恩典和人的信心，但“恩惠并不取消自然，而是成全自然”；“如果基督是一个完整的圆圈，我们人都是一些长长短短的弧。在绝对和相对之间，不是什么共同点或什么连续性都没有”（丁主教的话）。这是把“人伦”提到“天伦”高度的中国文化影响下，所必然要得出的神学结论。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理论的根本途径是：探求基督教基本信仰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汇点，本着圣经启示从优秀民族文化中寻觅中国神学的生长处。这实际上是吴耀宗、贾玉铭、赵紫宸、谢扶雅等先辈，上下求索过的那条漫漫长路。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理论，当前迫切要做的至少有三个“归回”。其一、归回“五四”以后老一辈中国神学家。他们是既受过西方神学教育，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功底的一代人。他们的探索与追求，有待我们认真总结、借鉴。其二、归回圣经启示，重视对圣经本身的研究。其三、归回中国文化原典，对青年一代来说，此点已十分迫切。事关中国教会能否变成“真正中国的基督教”，盼能引起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