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景图绘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培永(1981- ),男,山东省单县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思潮研究,广东 广州 510053。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作为原产于战后意大利、走红于当代欧美学术界的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持之以恒的学术旨趣就是强调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坚信劳动相对于资本独立一极的本体地位,工人阶级相对于国家、政党、工会的自主地位,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从而致力于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背景,指认适应时代要求的革命主体,以对抗资本的逻辑和统治,其学说因此可以概括为“政治主体的建构学”。这门政治主体建构学说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前提预设是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逻辑,核心内容是革命主体角色的重新确认,旨趣依归是设计革命策略颠覆资本的权力。在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政治哲学解读、对资本与劳动辩证法的重新诠释、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现实的剖析、对新阶级主体及其革命策略的探讨等方面,“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颇具特色;但它过度诠释马克思的“政治向度”,塑造出一个对抗至上、永恒革命、完全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危险的错误。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2 年 1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9-0056-09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起源于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workerism)、“自治主义”(autonomia/autonomism)并在当今欧美学界一般被统称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的学派,长期以来是被忽略或遮蔽的①。直到2000年,随着《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Empire,以下简称“《帝国》”)一书的出版发行,这一以宏大叙事阐释全球化政治经济秩序的著作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学术热潮,该书的作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Toni Negri)以及他的学生美国学者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dt)因此成了西方左翼世界的学术明星,站在两人背后的这个学术流派——“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欧美学术界走俏。不过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虽然也同时掀起对《帝国》一书的研究热潮,但并未能挖掘出作为整体逻辑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该学派从20世纪50年代末在意大利萌芽,经历过60年代-70年代的繁荣,到70年代末被暴力镇压而边缘化,再到随《帝国》一书出版重新受到学术界关注,表明它是一个生命力强且颇具典型意义的流派。因此,有必要在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增加这一流派,剖析其核心理念,批判思考其理论价值。

      一个极左学派:直面工人运动的“实践派”

      隶属于同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不同学者可能会有多样的研究主题与各有差异的具体观点,但总存在一个将之链接在一起的核心逻辑,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说的原因。从早期的意大利工人主义者、自治主义者,如莱尼奥洛·潘兹尔瑞(Raniero Panzieri)、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罗马诺·阿尔科蒂(Romano Alquati)、色格奥·博罗格纳(Sergio Bologna)等人,到依然活跃于当今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奈格里、哈特、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哈里·克里弗(Harry Cleaver)等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所共同恪守的是“自治”或“自主”(autonomy)逻辑,强调的是劳动(活劳动)相对于资本的辩证法的独立,工人阶级相对于国家、政党、工会的自主地位,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和理论演绎中,在具体的革命运动实践的运行中,坚持这一基本的“自治”论调,从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左翼派别中成为颇具特色的一个流派,并成功地成为当前学术界日渐走红的理论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意大利,主张“自治”的工人主义与自治主义被公认为典型的“极左学派”。它与作为意大利左派的共产党、社会党的实践是分立的,是意大利议会外运动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种“极左”体现在它坚持工人利益至上,明确地主张从工人阶级斗争的现实出发,超越正统的左派运动实践去理解马克思,强烈反对所谓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政治、国家政治、工会政治,质疑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性质。在他们看来,政党是异化的政治形式,共产党的霸权理论、先锋队理论是另一种形式的极权。他们强调工人阶级斗争的具体实践,批判斯大林式的“工人阶级与政党的荒谬的统一”,不认为在政党、工会的领导下能够实现真正的工人解放。工人主义、自治主义者把苏联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所鼓吹的“生产劳动的社会化”、“生产力的有计划发展”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按潘兹尔瑞的说法就是“既在工厂水平上又在整个生产水平上对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形式的重复”。当时的奈格里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通往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的经济合理性、利润合理性的最高形式和最优越形式;社会主义保留价值规律,是把计划的经济管理与国家的政治的合法的机器链接起来。

      实践上对工人自治的强调,对现存社会主义的质疑,反映在理论上则是主张回到马克思——回到真正的马克思而不是由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所阐释的马克思,不是被现存的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潘兹尔瑞、特隆蒂都曾经批判了以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为主要代表的意大利“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其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纯粹文本的历史考证,主张使马克思主义从象牙塔中走出来,从被操纵的意识形态中走出来,走到阶级斗争的现实中去。潘兹尔瑞号召“恢复马克思主义到它的本来领域,即永恒的批判领域”,使其从政党领导与政党指挥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只有以这一方式——即只有通过拒绝政党特性,以及确认它超越政党结盟之上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才能重新发现它真正的功能”。②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功能,就是力求让马克思的文本直接变成“真实工厂的真实的研究”,这就要求直接面对工人现实研究马克思,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新直接与工人运动的政治革新结合起来,认识到工人运动远比知识分子或政党领袖所能设想到的更为丰富。为此,他们坚决与工人站在一起,从工人自己身上获悉生产现实,对工人展开深入的调查活动,寻求对工人阶级行动的具体分析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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