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2)04-0089-09 20世纪是哲学理性异常发达的时代，人类理性演进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向，如开始于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而完成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转折”、舍勒(Max Scheler)所代表的“人类学转折”，等等。其中生活世界理论是十分重要的转折之一。我们发现，在20世纪的哲学王国中，不是某个哲学家零散地、偶尔地将目光投向了生活世界领域，而是许多哲学家或哲学流派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视角将注意力聚集到生活世界上，提出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想和批判理论。应当说，这些理论探索在20世纪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形成了一种向生活世界回归的重要发展取向，是20世纪人类精神和理性发展的重要内涵和成就之一。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开始重视这一哲学转向，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我国哲学界对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许茨(Alfred Schutz)的生活世界理论、科西克(Karel Kosik)和赫勒(Agnes Heller)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典型的生活世界理论，而对哲学社会科学众多领域中更为丰富的生活世界理论资源挖掘得不够。因此，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中挖掘生活世界理论的思想资源，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代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层机理和价值取向。 一、典型的和非典型的生活世界理论 生活世界理论或日常生活批判①并非是一种完全统一的或系统的理论，而是一个包含多种价值取向的“理论家族”，因此，研究哲学理性向生活世界回归这一导向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如何能够相对全面和准确地把握生活世界理论或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总体格局。我认为，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应当区分两大类生活世界理论：一种是直接以生活世界或者日常生活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理论，具体说来，这种理论类型是把生活世界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当作人类社会的基础层面或者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当作人类社会运行的内在价值维度加以把握，我倾向于把这种类型称之为典型的生活世界理论；另一种类型则不是直接以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而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理论，具体说来，这种理论类型是借助生活世界的运行机制和文化机理来透视和把握人之生存方式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运行机制，丰富我们的社会历史理论，我倾向于把这种类型称之为非典型的生活世界理论。无论上述哪种生活世界理论都对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按照这种分类，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列斐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人的生活世界理论或者日常生活批判都属于典型的生活世界理论。生活世界理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表现在，即便这些典型的生活世界理论，实际上也存在许多差异，甚至存在观点上的冲突，如果我们不深入到每一种理论的深处，也无法深刻理解这些理论的实质和价值。例如，我们在这些典型的生活世界理论中至少可以在相对的意义上区分出四种主要的价值取向：一是将生活世界当作自在的价值和意义世界而加以回归。这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日常语言及生活形式的理论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他们把现代人的深刻的文化危机归咎于科学世界和技术世界及其实证主义思维对于构成科学世界之基础的生活世界的遗忘，从而导致现代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因此他们主张回归到没有受到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渗透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从中挖掘价值和意义的源泉，试图为人重建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二是把日常生活世界视作一个全面异化的领域而加以批判。这是海德格尔和列斐伏尔等人的基本做法和价值取向。他们把生活世界范式从先验领域或意识哲学领域下降到现实的生存领域，他们更多地关注被工业文明和理性文明所切割的现代日常生活世界自身的异化，意图在于从生活世界的根基上唤起人反抗异化的生存体验和冲动，超越人的沉沦状态。三是把日常生活世界当作一个自在的和未分化的对象化领域而加以批判和超越。这是科西克和赫勒等人的主导价值取向。他们似乎更多地以前工业文明条件下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为模本，把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视作前现代社会和人的生存的文化根基，主张对自在的日常生活进行剖析和变革，从而使人超越自在的日常存在状态，成为自由、创造性、人道化的个体，这是社会变革的微观基础。四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这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所持的生活世界理论范式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哈贝马斯在分析生活世界的状况时，基本上持一种现实的社会批判的理论立场。他充分肯定了生活世界已经经历的某种合理化所带来的文化变化以及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化所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后果。从这样的基点出发，哈贝马斯既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深刻渲染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体验，也没有像胡塞尔那样似乎过分强调生活世界自在的和给定的文化意义结构的决定性价值，而是通过全球化背景下以主体间和文化间交往的合理化、对传统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解释、共同领域的民主参与等重建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和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合理的和互动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