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①经历了一次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研究的理论丰产期。为这次理论盛宴做出贡献的英语世界研究者主要包括：由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开创，以乔治·拉瑞恩(Jorge Larrai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学派；以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和比库·帕雷克(Bhikhu Parekh)等人为代表的当代英国马克思思想研究者；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约瑟芬·麦克里(Joseph McCarney)和克里斯托弗·派因斯(Christopher L.Pines)等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马克思思想研究者。他们以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资源的梳理为切入点、以文化研究为主题、以总体—辩证法为分析范式，继(欧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之后，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持续至今的解读。他们都写有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与理论为题的专门著述，从而形成了与其理论先驱(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既相独立、又相联系的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别样”图绘，进而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提供了新的学理资源。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梳理和概括英语世界研究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解读、探索与重建：第一，理论资源梳理，即意识形态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谱系及其演化；第二，研究主题转向，即文化研究的凸显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流变；第三，分析范式转换，即总体—辩证法的弘扬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第一部分致力于概述英语世界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由来、形成与发展的文本解读；第二部分则探讨当代英语世界的解读者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主题转向扩大了内涵的文化领域，并由此构建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第三部分试图概括研究者立足于总体—辩证法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所进行的批判性重建，鉴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因此，这一理论旨趣也同时表现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这三个部分将为我们展现当代英语世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前沿趋势。 一、理论资源梳理：意识形态论的马克思主义谱系及其演化 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解读，当然离不开对其自身理论起源与流变的资源梳理。尽管学界关于意识形态概念定义的歧见一直存在，但都公认正是马克思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现代内涵，且开创了意识形态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本文称之为意识形态论的马克思主义“谱系”。近年来，英语世界的论者正是通过对构成这一谱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梳理，而呈现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谱系及其演变的当代解读——虽然论者对该谱系具体成员及其内部细分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 (一)起源：“两个传统”与“两个阶段” 意识形态概念，是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单元和核心。近30年来，英语世界论者就此开展了令人鼓舞的系统辨析：首先，以“两个传统”说，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缘起进行了文献学考察；其次，以“两个阶段”论，对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著述中的文本呈现及其逻辑关系给予了语境探索。 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尽管也有学者曾将其上溯至培根甚或古希腊哲学，但多数论者抱持的是“两个传统”说，认为构成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直接思想先驱的是18世纪的两个思想传统：“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意识哲学”。②且这两个传统之间“有着共同的批判态度，前者主要反对的是宗教和形而上学，后者则主要反对传统认识论。它们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社会的诉求。而这正是意识形态概念得以产生的历史基础”。③当然，两个传统之间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前者给马克思意识形态论提供的是“一个理解异化的虚假意识的模式”，后者则提供了一个“更加哲学的模式”。④ 有论者认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不仅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提供了直接的概念参考，特别是“马克思早期对托拉西著述的阅读，当然会影响他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选择”；⑤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宗教和形而上学批判也为马克思提供了社会学方法和唯物主义基础。“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⑥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和启蒙思想家宗教批判式的社会学方法不同的是，在马克思看来，单纯从统治阶级的“有意欺骗”不足以用来解释统治阶级思想的空前影响力，而是要立足于“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系统的社会起源”来进行考察。⑦马克思由此得出，“人们持有虚假意识，并不是因为人们忽视了经验，相反，正是因为人们过于相信社会经验表象”。⑧这样，马克思就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统治阶级有意欺骗”论转向了对“系统的社会起源”的考察。 正是通过这样的批判考察，最终使得马克思收获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视角。正如论者所指出的，一方面，和18世纪唯物主义思想一样，马克思“反对唯心主义把信念视为人类思想中具有本质独立性和绝对自主性的存在”，并把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视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代主导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念和方法的一个矫正”；⑨另一方面，与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教条地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⑩而是在转换的意义上沿用了黑格尔的某些观念(如异化概念)和辩证方法。正是德国哲学传统，特别是黑格尔的异化观和费尔巴哈的“颠倒”式批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贡献了辩证法的立场和历史性维度。马克思反对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和社会观，而提出一种新的、后来被习惯称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自称为“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这种“新唯物主义”强调“社会的自然和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和“社会活动参与者的思想和意志本身要受到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制约与决定”。(11)因此，历史是在一定社会条件制约下的人的活动(包括劳动和交往)的产物，而不是单纯的、抽象的思想的产物。这样，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自然”唯物主义，就转向了马克思的“历史”的或“社会”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和他的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先驱一样，都致力于纠正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立足于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来重建关于社会事实的研究”。(12)上述相同之处表明的是马克思对法国启蒙思想的继承，而不同之处则说明了马克思借助于德国哲学传统对于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前辈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