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识论多年来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关心支持。20年来社会认识论研究在中国哲学学术发展的宏大背景中不断拓展，它是作为其中的一棵小草、一朵小花在成长，这个过程中依靠的是周围的参天大树，依托于良好的学术生态，能够与很多学者之间良性、健康地互动，不断地向大家讨教。 这套丛书将最近几篇博士学位论文汇聚起来一道出版，使它们能形成一个体系，相互依托，涉及社会阶层、社会风险、社会心态、社会信仰、技术生存与虚拟自我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属于人们在生活中不得不长期面对但却很难解读的问题，有的属于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时代才凸显出来但已经显得格外紧迫的问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既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又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经过了20多年，我们的学术视野不断地拓展，专题研究越来越深入，但心理压力却越来越大，因为我们发现社会的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尤其是与社会的复杂性对于人类的挑战相比，人类的能力的有限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于是近年来我尤其专注于人类的有限性问题。过去人类一直认为自己是非常强大的，尤其是近代科技和大工业的成功使人类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调控能力、行动能力、实践能力等，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意志掌控、征服和支配世界。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人类所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这些问题主要不是自然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人类在应对自然和社会问题的尖锐、复杂和严峻的挑战面前显得越来越渺小，不得不为自己所造成的自然尤其社会问题而承担责任。那么，当前人类的问题有哪些呢？ 第一，现代科学技术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但是同时又带来了新的盲目性，造成了人类的技术依赖。这次出版的《技术生存论》一书从一定侧面揭示了这方面的问题。技术生存是当今人类最重要的特点，人类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而造就了极大的能力体系，造就了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是对技术的依赖性也可能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危害。现代科学技术对于能源与资源的巨大依赖，正在摧毁人类进一步快速发展的基础；而人类对于现代化通讯和全球性网络的依赖性，有可能把局部性失误转化为全球性风险；以核威慑为条件的世界和平，随时可能由于某些政治误判和技术失误而招致毁灭。所以，人类在自己所创造的复杂技术系统面前似乎显得前所未有地衰弱和危险。 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个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这似乎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按理说全球化依托于国度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化了世界的整体性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个性问题凸显出来，与全球问题交织，形成非常复杂的问题体系。全球问题从最大的地球生命圈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可以说是至大无外，个性问题则包括暴力、吸毒、性淫乱，以及无数的个性心理问题，可以说是至小无内。而在至大无外的问题与至小无内的问题之间，还有无数的国度、民族、群体问题，彼此纠缠，相互交织，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这无数的问题之间相互纠缠形成了无数的问题纽结，其中的任何一个纽结一旦出了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整个问题体系的崩溃，进而造成世界体系的崩溃。所以，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任何一个局部问题都要当成全局问题来考察，而全局问题也只有在局部问题的妥善解决中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第三，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凸显了多极化的特征，其表现是国家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这里涉及对国家功能的界定。过去讲国家讲得比较平面，就是大家生活的社会现实，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行业、一个省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度甚至国际社会，是由它们组合而成。现在看来国家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个体、群体、行业等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到了全球化的体系中，唯有国家承担了保护民族文化和国度整体利益的职能。按照过去的认识，国家和社会要分离，国家职能要逐渐衰亡，但是现在看来国家的作用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加强。国家作为全球化时期民族利益的最后保护神，走到了国家间的对话与对抗的前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中我们的国家应该怎么做，这是在很长时间内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四，个人可以改变或搅动世界。文明的冲突往往是以个性化的事件作为导引的，这就形成了个人可以搅动甚至改变世界的全新特点。“9·11”事件9周年之际，美国的一个只能管50余名信众的神父提出要烧古兰经，几乎引起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导致一场全球风波。恐怖主义也是以一个一个人的恐怖活动而引起人类关注的。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等认为，在某些节点上一些非常偶然的变化会引起整体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等。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自然界，尤其突出地发生在社会生活中。从前面谈到的全球问题与个性问题交织的情况来看，每一个个体性的突发事件都有可能造成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甚至国家间的冲突。 第五，人类的智慧博弈消解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智慧是极为宝贵的东西，我们依靠它而生存、活动与发展，但在利益、民族、国度分化的条件下，人类的智慧并不都是用来有效地发展人类自身，而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被用于应对国家和民族的对立与冲突。随着世界的多极化和国家作用的增强，今天人类的智慧在更大的程度上用于人类内部的矛盾冲突，展现为智慧的激烈博弈。这一方面促进了人类智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类智慧的极大消耗：智慧博弈导致智慧消解。对于中国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需要我们不断提升我们的民族智慧，还要求我们耗费极大的智慧去应对来自世界其它国家的遏制与挑战。 以上所述的社会复杂性问题为社会认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新时期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应当从对象、视域、焦点和功能等多种角度加以拓展： 第一，在更加广阔和更加综合的含义上理解“社会”。社会认识论开创之初，我们力求在自然和个体人的区别中界定“社会”，将其作为相对独特的对象来把握，以凸显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独特性。20多年来，“社会”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立足于更新的学术视野，我们应当在自然、人文与社会更加有机融为一体的意义上理解“社会”，而且要将其拓展到国际社会，将经济全球化、世界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等现代形态更加清晰地纳入我们的视野。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的研究，把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虚拟社会、价值社会等纳入我们的视野，开拓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