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兴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图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此情况下，理性辨识文本研究中的一些争论问题，处理好文本研究与其他研究方式和进路的相互关系，不仅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文本研究，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略陈管见，请方家指教。 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兴起和争论 近年来，围绕着“重读马克思”的话题，学术界兴起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热”。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兴起并非无的放矢。 首先，它与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有密切的关系。MEGA[2]不仅提供了大量以前没有见到的文献资料，而且通过考证发现，过去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EW)、俄文版和中文版的文献有误收，即把不是马克思的著述当成了马克思的作品。MEGA[2]所做的辨别真伪的工作，特别是其附属资料卷所提供的大量新文献，为马克思研究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是文本研究兴起的资源背景。 其次，文本研究中提出的“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虽然受到不少人的误解和批评，但我认为应该持“同情理解”的态度。因为他们所说的“回到马克思”，是指要超越以往对马克思的误读和曲解，通过重新解读，“回到”在历史演进中(特别是在后来的解释中)被“遮蔽”的马克思真精神上，而不是要“回到”马克思的一切现成结论上。 第三，文本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要“回到学术层面”进行探讨，鉴于以往政治性考量过分强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文本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争论，因此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从对象来看，文本研究就是人们以前所说的原著选读。①在这一点上我赞同鲁克俭的看法，即文本研究虽然是一个新提法，但并不是什么新事物。② 很多人都以为我喜欢批评文本研究，其实我自己就是文本研究的倡导者和力行者，我自认为是对文本研究持“同情理解”态度的学者之一，我对文本研究的批评是以尊重为前提的。在与鲁克俭的对话中，我把自己对文本研究的批评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有的学者声称他们的文本研究是以马克思的“原始文本”为依据的，我认为这是夸大其辞。什么是“原始文本”？据我理解只能是马克思的原始手稿，而这些手稿我国收藏的据说只有几封就其内容来说不很重要甚至很不重要的书信，既然我们并未掌握所谓“原始文本”，谈何以此为依据来进行研究？第二，“回到文本”也是一个不确切的提法。“回到马克思”这个提法，在恰当理解的意义上还有其合理性，但“回到文本”却是不通的表述。因为文本是我们面对的对象，它们自从被创作出来以后就一直在那里(遗失的除外)，并不需要我们去“回到”，只需要去“面对”。第三，所谓“文本学派”这个标签更不能成立。因为马克思的文本是所有研究者的公共资源，我也赞同聂锦芳的一个看法，即文本是马克思研究的永恒性基础。但是学派之为学派，必须有与其他学术共同体不同而为自己所特有的研究纲领、基本预设和基本方法，怎么能把作为公共资源的“文本”拿来作为自己学派特有的标签呢？③ 我自认为这些批评是理性的，也是有道理的。还有些批评带有非理性色彩，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以聂锦芳和鲁克俭对张一兵的批评及张一兵的回应为例：聂锦芳的批评，参见《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鲁克俭的批评，参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和2007年第3期。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第二版“作者的话”中，针对他们的批评作了如下回应： 还有极个别的人，在没拥有任何真正意义的文本解读成果的情况下，却大谈文本学研究的方法；在自己并不能直接通过原文通晓文本内容的情况下，却批评他人对MEGA版文献的完整利用，甚至荒唐地在他自己根本从未涉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中武断地批评他人；手中没有任何原文手稿，竟然要在二手文献上做所谓版本考证，甚至荒唐地将版本考证之类的文献学研究误认为解释学语境中的文本学。(下面还有脚注说：“我是想让国内学者了解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和版本研究的科学样式。一个根本没有直接面对文本原文手稿，并通过文字识别和考证的所谓版本研究，只能是通过他人二手资料的汇编而制造的伪科学而已。就我个人而言，我早就自觉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具备文献学和版本考证的基本资格，所以才转向解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学研究。而且我认为，就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条件而言，这一科学领域的真正开辟可能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④ 紧接着的一段话是针对鲁克俭的，用辞更加尖刻：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理论动向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方法和立场简单地成为一些人的膜拜对象，而西方马克思学文献研究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许多错误观点被当作是“新成果”，无批判无分析地推销到国内学术界来。令人痛心的是，这些问题都发生在一些青年学者身上。我倒真的不是因为他们直接批评了我的书和研究而发此议论，我从来都是真心地欢迎各种学术批评，但也绝不能纵容那种强暴式的不负责任的恣意谩骂。我以为，在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这种可悲的不良学风真可以休矣！其实，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都已经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都只能在某一学科领域中持有相对合理的理论解释，因此大家都需要相互平等地交流和商榷，其目的是共同创造一种更加宽松、和谐的理论学术环境，以期共同创造民族精神和文化再腾飞的明天。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要读懂《回到马克思》中已经表明的基本理论逻辑，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还有脚注说：“最近，个别论者在对我的《回到马克思》一书进行的长达数万言的批判性解读中，唯一的肯定性参照只是西方马克思文献学的所谓‘最新成果’，所以，他对我的批判，只是依循一些外在的文献数据指认出《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许多‘过时’之处。其实，这是典型的无思考主体的他性镜像。正因为自己没有独立的思考，他就不得不在自己的论说中依存于他者的理论逻辑和外部权威。而《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原创性的学术思想，恰恰会被认定为思辨玄学而遭到否定和贬斥。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笑话，在2006年秋天我们主办的第一届‘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研讨会’(中国常熟)上，遇到上述这位论者在国外访学时的老师——英国著名马克思学文献专家卡弗教授。一天晚上，在我们与英国学者的酒会上，当时有人提到上述这位对《回到马克思》的‘批判’，卡弗教授在表示了他不想介入这场‘战争’之后，当着六位英国学者的面对我说：‘你是一位原创性的学者，而他不是’。显然，他也知道自己学生所具有的他性话语。”]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