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种较为发展、较为成熟的学术活动中，理论总是构成其本质的核心，构成其一切展开形式围绕着旋转的枢轴。因此，对于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来说，只要其学术的自主性被揭示和表达为一个真正的问题，那么关于其理论自觉的深入讨论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像它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项思想任务一样，这种理论自觉本身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对当代中国学术的一项重要考验。 对于任何一种形式的学术而言，“理论自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最为简要并且也最关根本地说来，理论自觉首先意味着某种学术在理论上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换言之，意味着这种学术在理论上由“自在”的环节进展到“自为”的阶段。正如黑格尔在谈到自我意识的最初出现时所说的那样：由之而来的是一种知识的新形态，它区别于“对于一个他物的知识”，而是“对于自己本身的知识”。①换句话说，“自我意识在这里被表明为一种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它和它的对象的对立被扬弃了，而它和它自身的等同性或统一性建立起来了”②。只有在这样的等同性或同一性被建立起来的地方，才开始有真正的自主性，才开始进展到所谓“自为”的阶段——自我意识总是“首先成为自为的”，更加确切些说，“它是本身自为的”。③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形式的自觉，都是与特定发展过程中的自为阶段相联系的；或者毋宁说，所谓自觉，不过是这一发展阶段之自为性质的直接映现罢了。就像黑格尔把个体的自我意识看做是以个体的绝对自主性为根据的一样，马克思把自觉的、达到了自我意识的阶级称作自为的阶级。 如果由此而论到学术上的理论自觉，那么它总以这种学术能够达成其自我意识并进展到自为的发展阶段为前提。更加浅近地说来，除非某种学术在其展开过程中能够获得坚定的自主性或自我主张，否则的话，其理论自觉(或其他什么自觉)就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由于理论总是构成任何一种学术形式的核心领域，所以其理论上的自觉程度就会最关本质地揭示这一学术之整体的发育程度，就会成为衡量其自主性或自我主张的确切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本身之进展到自为阶段与它实际取得理论上的自觉就是同一件事情，易言之，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例如，当我们谈论近代西方哲学的发端时，我们可以说，笛卡儿的“我思”意味着这一哲学之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自觉。因为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在理论上的基本建制是由此来构成的，是围绕着这个阿基米德点开展出来的。并且也正因为这种理论自觉，近代哲学摆脱了它对哲理神学的依傍而获得了自主性。新时代哲学的理论原则是内在性本身，即“从自身出发的思维”，它取代了中世纪哲理神学的原则，即外在性和权威。“从笛卡儿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④同样，当我们一般地来阐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时，我们会把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称作这部历史的“前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问题可以被“自在”地来加以谈论，但学术本身还完全没有取得它的自我主张，因而还算不得正统的学术史。决定性地改变这种状况的代表人物是配第和魁奈：前者第一次严格地提出了经济学科学的问题，系统地制订了研究方法，并为其方法加上了数学的形态；而后者则阐明并廓定了近代经济学科学的真正领域，即生产的领域。正是从这里开始，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取得其理论自觉的同时，开展出其学术之自主的或自为的发展进程。 中国自近代以来，其学术和理论的境遇是颇为独特的。就总体说来，“西学东渐”所意味着的东西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学术—理论遭遇史无前例的袭击并进入到倾颓瓦解的境地，另一方面则是近代西方思想的强势传入并渐次占据了学术—理论的几乎每一个领域的制高点。虽说局部的抗衡和零星的反叛始终存在着，但以西学为主导的学术—理论的总体格局和趋势已然蔚成风气。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社会革命对于其现代化进程的绝对必要性，又由于这一革命之采取社会主义定向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在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全面地进入到并调整着中国学术—理论的总体格局。这样一种情形，既与世界历史的近代进程本质相关，又植根于中国历史性实践的内在需要，尽管其学术—理论的基本状况是进入到外部性占支配地位的境遇中去了。 应当怎样来理解这种学术和理论上的外部性支配状况呢？第一，这种外部性支配状况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必然的，它根源于现代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尽管这种意义本身不能不是历史的)，或用黑格尔的说法，根源于它“在特定阶段上所具有的绝对权利”。只要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本质地包含着一个真实的现代化任务，那么这种实践本身就必然在一定的意义上、亦即就其可能的范围而言从属于现代文明。正是这种必然的从属性决定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在学术—理论上的外部性支配状况。 第二，这种外部性支配的境遇使中国的学术—理论全面地进入了一种“学徒状态”，而这种学徒状态从总体上来说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一方面，正是这个经历百年的进程开展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和内容丰富的对外学习；在学术上，特别是在学术所采信的理论上，这一学习进程是如此的波澜壮阔和成效丰硕，以至于我们对它的积极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学徒状态使中国的学术—理论经历了所谓“文化结合”的锻炼。如黑格尔在谈到希腊世界时所说的那样，希腊人既有自己的原有文化，又面对东方世界的外来文化；唯通过这两重文化之结合的锻炼，才产生其“现实的和正当的活力”，并开辟出它的“胜利和繁荣的时期”。⑤对于中国的学术和理论而言，其学徒状态不能不伴随着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最能表征这一点的是：中国学术—理论的对外学习始终伴随着一种以“古—今”、“中—西”为核心的紧张思虑，它深刻地出现在中国近代以来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第三，中国学术及其理论的外部支配性状况本身是历史的，它在文化结合的锻炼中必将开启出一项决定性的任务，即对于外来学术和理论之真正的——批判性的——消化与吸收；也就是说，去除其外在性，使之在展开过程中成为自为发展的一个环节。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前提是：中国的学术和理论能够真正承受文化结合的锻炼，能够在这种锻炼的艰难困苦中赢得它的自我意识，即学术上的自主和理论上的自觉。卡西尔说得对，世界史上真正伟大的复兴运动都必然是一个自我主张的原创性的胜利，而不是单纯的容受性；因此，文化精神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主题之一，便是去探究自主性和容受性这两个方面如何彼此交织并相互决定。⑥很明显，我们关于中国学术之理论自觉的探讨，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课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