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起，人道主义、人性论在中国就失去了自身的合法地位，被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屡遭批判。60年代初，曾经对巴人(王任叔)的人性论思想进行过有组织的批判，接着又有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大规模批判。主张人道主义的文学家、哲学家都噤若寒蝉，大部分人则是远离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将之视为洪水猛兽，谁沾它的边，就会身败名裂，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于是，“阶级论”推到极端，“斗争哲学”大行其道；共和国既没有“共”(同)，也没有“和”(谐)，只有至高无上的“国”和“党”。人之“道”被阶级之“道”、党国之“道”所压制，青年只知有阶级、党国之道，而不知有人道。正是由于将人道主义、人性、人情打入十八层地狱，“斗争的绝对性”渗入了人们的脑髓，甚至形成了条件反射，所以，当时机成熟之时，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反人道主义的各种罪行便应运而生。那些手持皮鞭的红卫兵，那些施行各种酷刑、进行武斗的造反派，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反而认为自己是革命立场坚定、革命感情强烈、革命意志顽强的“毛主席的好战士”。按照巴金的分析，这实际上是中国人被引导而走上“人兽转化的道路”，而这种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①。“文化大革命”固然是多种因素所酿成，但是，从其指导思想之极端到实施手段之残暴，无不与长期批判人道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人类最严重的灾难之一，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内乱。当这场灾难基本结束、人们开始从个人崇拜的迷信中苏醒过来之后，不可能忘掉这场噩梦，不可能不对它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进行追问。正是在这种追问中，学术界、思想界首先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人道主义问题。与其密切相关，也必然要对异化问题进行思考(因为非人道现象也就是异化现象)。于是，就有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始末 这次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以1983年3月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为界限。此前为第一阶段，此后为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各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阶段。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提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号召之际，学术界就已经关注起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来了。1978年初，朱光潜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题为《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的文章。尽管作者尚不敢冲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仍将人道主义、人性论基本确定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文章却暗含着承认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具有普世价值的意思，只是不敢明说而已。同年8月，汝信在《哲学研究》上发表《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虽然属于西方哲学史方面的研究，但在久别这一概念的中国学术界却引起广泛的兴趣，人们会很自然地运用“异化”这一概念来考察中国的现实。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直接讨论，开始于1980年。《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发表了黄万盛、尹继佐合写的文章《试论革命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文章认为，“革命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悖，它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百科知识》1980年第1期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怎样识别人道主义》，表述了与黄、尹文章对立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是在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的关系形成之后才产生的”、“人道主义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和明显的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讨论的第一阶段，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两篇文章是：汝信在1980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和王若水发表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8期上的《谈谈异化问题》。这两篇文章都向正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汝信在其文章中指出，“二十年来，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讨伐”，这种讨伐非但“没有为马克思主义增添光彩，反而使它的真实精神遭到了歪曲，在实践上则导致了十分有害的后果”。实际上，人道主义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思想，并不是修正主义，“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就在他的自身”。“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的解放当作自己的最高目标”。这就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日趋成熟并没使他放弃这一思想，而是使其“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得到加强”。王若水的文章则突破了对于异化概念的学术意义的探讨，而将其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尖锐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现象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说：“社会主义应该是消灭异化，但它究竟是不是已经消灭了异化，没有了异化呢？……我们应该承认，实践证明还是有异化。不仅有思想上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的异化，甚至经济上的异化。”“首先，个人迷信、现代迷信是思想上的异化。”“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面……提出要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其实就是防止异化。”这种政治上的异化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出现了。“经济上也可能出现异化”。同时，文章也指出：“当然，这种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不同的，主要不是由剥削造成的，而是由于不认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的。”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赞成的、反对的、持中的，各种观点的文章在各种理论刊物甚至文学刊物上发表，很快形成了热潮。在1980年至1983年间，全国有近二百种杂志卷入了这场争论，发表了四百多篇文章；出版了二十多种文集；开了不少的学术讨论会②。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学术讨论。在这次讨论的第一阶段里，学术风气是很好的，不论是在文章里，还是在讨论会上，一般都能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尽管也有“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但是很少，而且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