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台湾辅仁大学，2009年7月8日—11日)上，我提交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文化体用论评价》一文，主要评析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含海外华裔学者)就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提出的各种文化体用论说，诸如中体西用论(文化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体西用论(贺麟)、西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者、充分世界化论者)、西体中用论(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论(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论(张岱年)以及“马魂、中体、西用”论(方克立)，等等。针对以上各种对文化体用论的分析，我受方克立先生的影响并在其文化论说的基础上，希望能够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论的主张，提出了文化体用的三层论说，并据此对各种不同的文化体用论作出理性的分析与评述，以展示文化体用论在21世纪中国文化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可能路径。 1.就文化及其存在的基础或者文化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关系来谈体用，“体”指实体，“用”指作用。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来看，就是强调社会存在是体，社会意识是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熊十力先生的“体用论”专以解决宇宙论中之体用问题。“宇宙实体，简称体。实体变动遂成宇宙万象，是为实体之功用，简称用。此中宇宙万象一词，为物质和精神种种现象之通称。”(熊十力，第6页)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论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然而，按照他自己的解释，这个“体”包含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参见李泽厚)，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所讲的并不完全相同。冯友兰先生主张“在一个社会类型中，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冯友兰集》，第72页)。如果将冯先生所说的“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改成“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是“体”，则与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主张是一致的。张岱年先生主张，“民族的存在是体，文化的内容是用”，“民族是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方克立先生主张，“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方克立，2005年，第325页)我对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的主张表示认同。在这种层次上来谈体用是最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的文化观必然以社会实践为体，以社会意识(文化)为用。具体到中国，就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那么，如何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呢？如果我们在中国文化的内部或西方文化的内部来谈体用，就引出了体用关系的第二层含义；进而言之，如果我们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内部即不同的文化之间来谈体用，就引出了体用关系的第三层含义。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体用论称之为文化体用的三层论说。 2.从体用范畴的本意出发，就一种文化的自身来言“体”、“用”，“体”指精神主导，“用”指应事方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各种现象是用；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也各有自己的“体”、自己的“用”。例如，有人认为西方文化就其主导倾向来讲是强调天人相分的文化，就是说“天人相分”是体，其它则是用；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就其主导倾向来讲是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就是说“天人合一”是体，其它则是用；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就其主导倾向来讲是“和合文化”，就是说“和合”是体，其它则是“和合”原则的应用。当然，这些观点我们不必都赞成，但是这种谈论文化的方式则是一种比较哲学的方式。中学、西学和马学作为各自独立的文化系统，本来分别各有其体用，而且一般来说体用都是统一的(即：有体有用、体用统一；体用一源、体用一如、体用不二、体用相即)。例如，张岱年先生认为：“‘人权平等、自由竞争’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起作用的基本原则，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文化之‘体’。……资本主义社会的丰盛繁荣的科学艺术都是资本主义文化之‘用’。”(《张岱年选集》，第479－480页)与之相类似，“在社会主义时代，人与人之间，应有真正的平等，应相互尊重对方的自由，彼此之间应存在着互助友爱的关系。这种真正的平等、相互尊重的自由、互助友爱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化之‘体’；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科学艺术，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化之‘用’。”(同上)“作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应是社会主义文化之‘体’”。(同上)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的中、西、马三“学”，它们已经成为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和而不同”的三种文化资源或要素：这里的“中学”实际上是指“中国古近代学说”的精粹，“马学”实际上是指“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西学”也主要是指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也就是“为我所用”的“西学”。对于此点，张岱年先生曾论述道： 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亦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这样，是否可以说是“西学为体”，以区别于清末洋务派所谓“中学为体”呢？我认为不然。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先进思想的精粹。而在中国起作用的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简单地称为“西学”了。指导中国革命达到成功的是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应是与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西学。而且，现代的西方学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很多流派。泛泛标举“西学为体”，究竟以哪种思想为体呢？(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