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儒家文化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之后，近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热点，这就是对道家、道教文化的研究。下列事实或许可以表明这一新的热点正在形成： 1993年11月在西安召开了第二届老子思想研讨会。1994年12月在四川召开了首届“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道家文化国际研讨会，会上同时宣布国际道联筹委会成立。 大型藏外道书的结集于1992年由巴蜀书社发起，现已出第1、2辑。由道教界、学术界人士分别组织编纂的综合性道教大辞典《中国道教大辞典》、《中华道教大辞典》分别由华夏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业的道家文化研究刊物《道家文化研究》自1992年创刊以来迄今已出版10辑。 所有这些都表明道家、道教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在此我想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年来国内对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作一综述，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综合近年来道家、道教的研究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特点：在道家方面除重视对新出土的简帛做多角度的研究之外，一些学者还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对道家哲学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重新进行审视，提出“道家哲学主干说”（此说以陈鼓应为代表）。另外有学者还根据海外一些顶尖科学家所倡导的东西方文化模式的融合及在其科学观中显露的向道家思想复归的一些特征，提出“当代新道家”这一术语，认为当代新道家已经形成，并且与新儒家一道平行发展（此说由董光壁首倡）。在道教方面，近年来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过去单纯以经典、人物、教派为核心的局限，而扩及到道教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道教门派、人物、道教典籍、教理教义、内外丹道、符箓法术、占验术数、道教医药、道教养生、道教考古、道教神仙信仰、道教文学艺术、斋醮科仪及戒律、洞天福地思想等十多个领域。每个领域中均有开创性的成果问世，充分显示近年来道教研究的突破性进步。 1、“道家哲学主干说” 1993年7月，《中国哲学》与中国管理科学院高技术与新文化研究所共同发起在北京召开了“当代新道家学术研讨会”。会上就陈鼓应等提出的“道家哲学主干说”及董光壁倡导的“当代新道家”做了专门的讨论。会后陈鼓应又撰《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许抗生撰《简论道家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中国哲学》第17辑）等专论，就“道家哲学主干说”做了系统阐述和严格的界定，从而对道家哲学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做了一种新的评估。这一新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学者们对此或赞同、或质疑、或修正，反应很热烈。现就讨论会及有关论文对这一学说的情况作一介绍。 关于“主干说”，陈鼓应在讨论会上作了严格的限定，认为“道家主干说”主要局限在专业性的哲学范围，没有扩展到思想史、文化史的方面，并承认“如果是文化方面，当然儒家是主干、主体，而且是主导”（《道家哲学主干说》《中国哲学》第17辑）。通过从严格的哲学角度考察中国哲学史的主线及主体思想之后，陈先生认为道家哲学无疑占据着一种主干的地位。对此他在《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这一专论中做了系统的论述。概括起来，他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道家的思维方式成为历代中国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陈先生将老子开创的道家思维方式归纳为四种，一是对反的思维方式，二是循环往复的思维方式，三是以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四是天地人整体性思考的思维方式。这四种又可归纳为两个原则，一是推天道而明人事及天地大一体观，二是对立及循环观。他认为这四种主要的思维方式是由老子开创的，因此无疑属于道家。而这四种思维方式是制约着中国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是中国思维方式的象征，也是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其二是从道论看道家哲学的主干地位。所谓道论顾名思义是指各种关于道以及道与万物关系的理论。这实际上是专业哲学的核心部分。陈鼓应引冯友兰的话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老子》说‘为学曰益，为道曰损’。……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中的主干地位》《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既然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那么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道论，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传统。由此可见，中国哲学的开创之功应归于道家。另外庄子对于道论的丰富与深化也作了独特的贡献，他提出气化流行的概念，并且将道贯通于人，推展为一种主体的精神境界。“庄子将老聃开创之道赋予无限性、自由性与整全性，并溶入其人生哲学的系统中，他将宇宙视为一生生不息的大生命，将个体生命放置于广大宇宙的生存背景之下。”“庄子所开创的内圣之学决定了中国哲学的主要性质和方向，成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内涵。他的心学、气论和天人之学为历代哲学所继承和发展”（以上两条均见于《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 对于陈鼓应的理论，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余敦康认为从中国文化的总体来看，三教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自先秦之后，就没有纯粹的道家。这其中潜在的义蕴是道家难以贯通整个中国历史。至于论及主干的问题，从整个文化体系来看，应以儒家为主干；从思想、学术的层次来看，则主要是儒道互补（《道家哲学主干说》《中国哲学》第17辑）。对于在中国哲学中到底哪一家充当了主干的角色，多数学者不同意单纯以道家为主干，而赞同儒道互补。成复旺从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来论述儒道互补的必要生。他认为一种文化的结构不可能是单纯的，如果其本身是很单纯的话，它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很难自我完善。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已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儒家重人文，执着于现实；道家尊重自然，尊重人的个性。两者正好互补。再者任何文化发展到成熟形态时，都会陷入僵化的境地，而道家中涵蕴着一种文化批判精神，具有很强的反文化倾向。这种批判精神对于冲破文化的束缚、建构新的文化具有创造性的作用（《道家哲学主干说》《中国哲学》第17辑）。牟钟鉴也认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应是儒道互补。他认为中国哲学有不同的领域，如从天道观来讲，应该是道家主干，然而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人生哲学。如果承认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那么中国哲学的基本倾向仍是儒道互补。他并且发展儒道互补的理论，认为儒道互补实际上是阴阳互补。儒家显示出阳刚的特色，道家则以阴柔为主，二者正好形成互补。但阳中又有阴，阴中又有阳，所以道中有儒，儒中有道。总之阴阳相成、儒道互补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色（《道家哲学主干说》《中国哲学》第17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