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有言”与“天行健” 刘绪源：在我们上一本对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①(以下简称《登场》)中，谈了你的思想的几个发展阶段，读者对这段内容大都很感兴趣。你觉得这里边，还有更重要的、需要做进一步总结和梳理的东西吗？ 李泽厚：当然有。有一点上次没能展开，其实几十年来一直萦绕着我的，是如何“走出语言”的问题。所谓“走出语言”，是指走出当今语言哲学的牢笼。 二十世纪是语言哲学的天下。卡尔纳普反对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句法研究、语义分析，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弄成语言用法的纠误，说“语言是我们的界限”。分析哲学成为英美的哲学主流几十年。欧陆亦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他物，保罗·利科说“人即语言”，美国的理查德·罗蒂说“没有语言之后的实在”，等等等等。二十世纪哲学的这个“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统领了一切，气势极盛，把杜威、怀特海这样一些颇有见地的大哲学家也挤到了边缘。学术界几乎公认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现代高科技的数字语言也似乎充分证实和推动了这一点。西方哲学这一潮流也席卷了许多学科，影响遍及全球。 但是，我读中国传统典籍，却非常惊异地发现，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采取了非常审慎、严格、怀疑，甚至告诫的态度。《论语》中充满了“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听其言而观其行”、“刚毅木讷近仁”，以及“天何言哉”，等等；《老子》则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禅宗更是“不立文字”，读无字书。 这可能涉及一个根本问题。我本不大相信语言是人的家园或人的根本。中国传统使我想到，凭借它也许能突破当今哲学的某些界限和窘境。 首先，这对语言的不同态度和差异是如何来的？从思想史来说，我在《论语今读》中把它归结为“太初有言”与“天行健”(即“太初有为”)。前者是《圣经》、希腊哲学的Logos，后者是中国的《周易》和巫史传统。这就是逻辑－理性－语言—“两个世界”，与行动(“天行健”)—生命—情理－“一个世界”的区别。我希望这个中国思想(不说“哲学”两字也罢)在未来的生理学－心理学，亦即脑科学高度发达的帮助下，来个现代化的转换性创造，使当今人们能从对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以及福柯、德里达等的迷恋中脱身出来，吸取杜威、怀特海、皮亚杰等人的一些建设性构思，创造二十一世纪的新哲学——这也就是盼望它引领哲学，走出语言的画地为牢，从而登场世界。 当然，问题在于，能走出语言吗？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我所强调的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也脱离不开语言，特别是今天有许多高科技领域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语言。而且，用以“走出”语言的也还是语言。所以，所谓“走出”语言，不是让人不用语言，不是要人用心灵感应、神秘交往、“私人语言”之类——那只是倒退，而是让人不要被语言的牢笼所框住。哲学当然用语言。哲学追求根本，但这根本就是语言吗？我怀疑，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以为有比语言更根本的东西。尽管我也认为，人禽之分可能开始于婴孩牙牙学语的时候，语言的确大于个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但这正因为语言中的语义主要是把人类群体的经验一代代历史地传下去。什么经验？首先是生存的经验。生存的经验大于语言。维特根斯坦就说语言只在应用中才有意义，什么是这“应用”？是生活方式。可见，这也是继续维氏探究什么是这“生活形式”以及维氏对心理的探究，但不止于语义分析。同时，这也是对海德格尔以“人生在世”来探究存在和认识的延续和方向拨正。《登场》一书谈到，康德那个著名的“不可知”的感性、知性的“共同根源”，海德格尔认为是先验想象力，我认为是实践。我说“感性源自个体实践的感觉经验，知性源自人类实践的心理形式”，“对个体来说的先验认识形式是由人类经验所历史地积淀而形成的”(该书第26页)。这一点非常重要。再简单说一下，所谓积淀而成的“心理形式”多半是某种抽象化了的理性规范，族群通由历史、个体通由教育(广义)而获得。在心理过程中，它通过先验想象力而呈现。先验想象力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知性在感性中运行，落实为知性，如构架(见《批判哲学的批判》，一般名之为“图形”)，如道德行为。另一种是感性在知性中运用，落实为感性，如审美，如音乐由被提炼的乐音在各种比例、结构中运行(亦即以理解为核心的“四要素集团”的自由运动)。前者表达和不断扩大知性规则和概念认识，后者表达和不断丰富感性规则和情感渲染。两者又正好相当于决定力判断力和反思判断力。这是未来在脑科学基础上的经验命题。现在所能做的只是这种先验的心理猜想和哲学假定。康德、海德格尔也如此。所以说是“先验心理学”的哲学。而上面所说的“知性规则”等等，大多即是语言或通过语言建立的心理规范。因之，它永远也只是经验心理的一个部分，更不用说它远远小于实践或生活整体了。这也就是说，语言小于生活、实践，生活、实践大于语言。这里说句也许并不多余的怪话，当年德国的康德专家们挟海德格尔误读和歪曲康德，海氏坦然承认，并认为这正是与前贤的对话，这样更有意义。我想我也如此，但我并未“误读”，而是“正读”和增补康德，下面还会谈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