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止说理与实践智慧

作 者:

作者简介:
程广云,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文出处:
哲学分析

内容提要:

所谓“中止说理”,一种是强制中止,另一种是自愿中止。所谓“实践智慧”主要不指前者,而指后者。当然,实际情况往往居于二者之间。概略地说,问题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论理哲学的活动模式,通过辩论、讨论、对话方式进行,其中说理在原则上是不被中止的;第二个层面是意识形态的活动模式,通过博弈方式进行,其中说理是被强制中止的;第三个层面是实践哲学的活动模式,通过协商方式进行,其中说理是被自愿中止的。这里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弱自愿中止,就是掺杂了强制中止要件的自愿中止,以谈判(讨价还价)为模型;另一种是强自愿中止,就是纯粹自愿中止,以协商(求同存异)为模型。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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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2)03-0016-08

       嘉映先生平时一直用的题目是“讲道理”,这一本书用的题目是“说理”,据说是汀阳的主意,但是,从“讲道理”到“说理”,漏了一个“道”字。书中引用钱穆的话说:“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之主要论题,即在探讨道理……中华民族,乃一极端重视道理之民族。”“大体言之,中国古代思想重视道,中国后代思想则重视理。”①钱穆分辨“道”“理”,认为“理规定一切,道完成一切。大致上,道近于宗教而理近于科学”②。——这里“宗教”、“科学”都不贴切,用了西方说法。——或者,“明道”近于实践,“穷理”近于理论。但又认为“道即理,理即道”③。与钱穆认为“道是多,理是一”正相反,杨国荣认为“道是一,理是多”。“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④“大致言之,钱穆主要从知行着眼谈道与理的区别,杨国荣主要从普遍与特殊着眼。”“钱穆说道是多理是一,杨国荣说理是分疏道是统一。”⑤陈嘉映虽然认为杨国荣的观点更有文献依据,但还是在两个观点间折中取舍,譬如将“道”翻译为(大写)Logos,将“理”翻译为(小写)logos,大约就是将“道”理解为“一”,将“理”理解为“多”,但仍保留了“道”的实践意义和“理”的理论意义。

       陈嘉映说:“哲学通过穷理达乎道。”“哲学之区分于一般说理,在于穷理。”“哲学旨在穷理,是一种活动,穷理活动。”⑥这是陈嘉映对于哲学的理解方式。

       以上我是“照着说”的,下面我要“接着说”了。

       哲学以“明道”为目的,以“穷理”为途径。这有一个问题:“穷理”,有穷还是无穷?“达乎道”是否“止于道”?

       首先必须划清哲学之“理”与科学之“理”的界限。关于这一方面,陈嘉映的《哲学科学常识》、《说理》等著作说了许多。我只补充一点:大致说来,科学经历了从经验科学到理论科学的发展过程。理论科学是实验科学和形式科学两个方面的叠加,表现为实验基础和数学工具两个方面的完备。中国(以及印度)古代科学停滞于经验科学阶段(层次)上,就是因为这两个方面都欠缺。墨辩(以及因明)在形式化程度上不如亚氏逻辑,而且没有成为主流,至于欧氏几何这样一种形式化科学绝无仅有,表明在古代科学里,只有希腊科学具备理论科学形态。严格地说,中国古代没有理论数学,只有计算技术,附加一些数字、图形迷信(例如《周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古代过度重视人文化,中国人对文本符号的兴趣甚于对自然实物的兴趣,诸如“阴阳”、“五行”等等象征主义、类比主义修辞形成了中国人的解释学传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实验风气没有在中国(以及印度)传统中发生。西方占星术、炼金术等“自然魔术”转变成为“自然科学”,而中国天象学、炼丹术等则没有这样一种机遇。诸如此类,“李约瑟问题”及其一系列解答已经使其成为老生常谈。

       经验科学不论。理论科学大致可表述为:在若干观察和实验的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按照思维经济原则想象,建立若干形式模型,然后以这些模型为前提,按照逻辑自洽原则推论,推出一些可验证的结论,设定若干理想条件,预测某些现实结果,通过观察和实验反复验证和修改这些形式模型。这里,科学与哲学的区别首先在于:科学研究事实问题,是理论,哲学研究概念问题,是论理,这是一个通常区分。科学可及物,哲学不及物。这就是说,科学,“形而下者为之器”,看得见摸得着;哲学相反,“形而上者为之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看不见摸不着,因此谈论哲学就是“空谈”、“清谈”、“玄谈”,之所以“空谈”,是因为所“谈”为“空”。其次,科学有可验证标准,在经验中或可证实,或可证伪;哲学无可验证标准,在经验中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最后,科学是一元的,可表现为知识增长过程。若A、B两理论系统,B理论系统不仅可以解释和预测A理论系统解释和预测得了的旧事实,而且可以解释和预测A理论系统解释和预测不了的新事实,那么相对A理论系统,B理论系统具有知识增量,从而取代A理论系统;相反,哲学是多元的,不表现为知识增长过程,只表现为思想游戏过程。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本题:科学之“理”有穷,哲学之“理”无穷。科学之“理”之所以有穷,是因为它研究事实问题,是理论,可及物,有可验证标准,在知识增长过程中,新的科学之“理”必然淘汰旧的科学之“理”;哲学之“理”之所以无穷,是因为它研究概念问题,是论理,不及物,无可验证标准,不是知识增长,而是思想游戏。“穷理尽性”、“穷理尽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哲学是穷不可穷之“理”,同时是尽不可尽之“性”,尽不可尽之“心”。

       然而,这里我们只是说到半个哲学,就是论理哲学,还有半个哲学——实践哲学尚未说到。陈嘉映的《说理》,限于半个哲学。

       有人认为可以用科学来指导实践。譬如三十年前思想解放,讨论的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倾向。如果我们不谈其政治效用,只谈其逻辑形式,就会发现:实践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实践怎么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实践自身的正确性尚未检验,怎么检验认识是否真理?一种认识付诸实践,成功了就一定正确吗?失败了就一定错误吗?那样不就等于承认“成王败寇”的道理了?为了解决这个循环论证问题,我们通常付诸历史主义,认为检验是反复的和不断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但是这个辩护等于否决任何标准的成立了,“此一时,彼一时”。也许到了“世界末日”,历史最终证明:人类所有的“真理”都是谬误,所有的“实践”都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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