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2)03－0067－09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变，尤其是西方新左派思潮的演变，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一些多元主义文化政治的理论取向。这些理论取向旨在将文化问题政治化，将政治问题放进文化问题的发展逻辑之中。①最为明显的变化还在于，这些理论取向大多奉行了“葛兰西主义”的理论范式。在风光一时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退却之后，伴随着“领导权”理论及其多元主义文化政治策略的扩充，葛兰西的文化政治思想不断地浮出水面，有力地推进了当代西方新左派思潮的发展和演变。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进程中，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及其文化政治思想为何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他提出的文化政治学究竟在哪些方面成为了一种理论范式？本文立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转向，对于葛兰西的文化政治学及其理论逻辑进行梳理，旨在勾勒出“葛兰西主义”的基本特征。 一、“实践哲学”与上层建筑问题 葛兰西在当代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如果以‘葛兰西’为关键词搞一个西方科学文献资料总汇(就像美国巨大的‘学位论文’总汇那样)的话，那你准会感到吃惊：今天用葛兰西理论研究的社会现象领域是何等宽广。它既涉及挑起民族冲突的进程，又涉及教会上层在尼加拉瓜反对‘解放神学’斗争的策略，还涉及美国体育运动史及其对群众意识的影响、目前非洲文学的特点，以及各种形式广告的效果。如果说，20—30年前西方实用主义社会学认为必须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然同其他方法一起)去分析重要的社会过程的话，那么今天则认为必须用葛兰西的概念和方法论来‘研究’问题了。”②阿尔都塞在20年代60年代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明确地将其思想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直接衔接起来。他有这样的表述：“据我所知，我现在走的路以前只有一个人有所涉及：这就是葛兰西。他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国家不能被归结为镇压性的国家机器，还应该包括若干由市民社会产生的机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等”。③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两位代表人物，E.拉克劳和C.莫菲在其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将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作为构建当代激进民主政治的核心所在。以“新社会运动”(诸如女权主义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同性恋抗议运动，各种反体制的社会斗争等)为代表的多元政治的历史转变，促使他们把葛兰西关于文化政治的论述(比如历史集团、集体意志、知识分子、道德领导、阵地战等)作为构思新政治领导权的出发点。④在英国新左派及其“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R.威廉斯看来，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思想不仅突出了社会实践的总体性特征，而且还确立了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构成性作用。⑤显然，这些理论代表人物都十分看重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也就是他关于西方社会变革的文化政治构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启人物(一般认为有卢卡奇、科尔施、布洛赫、葛兰西)中间，葛兰西的理论思考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性。他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探索，就不像卢卡奇那样置于思辨的总体性范畴之中，而是立足于西欧社会的传统与现实，立足于文化革命和道德重建，并提出了一种反经济主义的文化政治逻辑。正是因为这种逻辑吻合了当代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政治诉求，使得“葛兰西主义”不仅成为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论，而且还成为一种当代文化政治的理论范式。 在葛兰西所处的那个时代，工人运动的革命浪潮席卷欧洲社会。最终的结果是欧洲工人运动走向失败和低潮，反而是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这样的现实落差激起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理论反思。葛兰西发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明确提出十月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发生的事件已经冲破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来决定俄国的历史如何展开的分析公式。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且用明确的行动和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和一直想象的那样停滞僵化。”⑥与此同时，他也强调俄国革命是在实践马克思的思想，即“主张历史中占支配地位的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他们彼此联系，互相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联系(文明)而形成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这些人理解经济事实，他们进行判断并且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而成为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并最终像火山熔岩一样按照人的意志随时随地地开辟道路”。⑦葛兰西针对意大利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的不同结局，并且依照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逻辑，将理论思考的焦点集中在文化问题上面。他坚信文化是人类走向自我解放的途径，力求论证精神活动与历史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了更加深入和具体地阐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他在被捕入狱之后就拟定了系统的研究提纲(列出了16个题目)，其中的内容大多涉及文化问题，诸如知识分子的形成和发展、天主教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问题、以皮兰德娄代表的意大利戏剧的风格问题、代表性杂志的文化普及作用、语言学问题等。“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特别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阐述：对过去各次文化运动进行了历史分析；批判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经济主义、机械论和宿命论等蜕化变质现象进行斗争。”⑧对于葛兰西而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学是一种现实斗争的需要。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还必须从理论上清除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倾向，按照“实践哲学”的思想立场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经济主义、工联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所侵蚀，使得理论与实践不能统一起来，从而导致历史主观性问题的缺失。 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实践哲学”。“他的提法明确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方面哲学是由实践产生的；同时，另一方面实践又是哲学的对象和目标。”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于实践，因此它必须从各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及其现实情况出发，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不可能采取完全相同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向实践，使人类从异化中解脱出来而恢复其历史主体的地位。“实践哲学”或者说“实践一元论”的概念并非葛兰西首创，应该是从意大利哲学家拉布里奥拉那里借用过来的。后者强调“实践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神经，正是为了突出主观因素的作用。后者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论断：“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依赖于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种种条件而产生的；同时，也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的……”⑩正是在拉布里奥拉的影响之下，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格尔加李嘉图的产物。(11)他一方面强调政治领导权的经济基础问题，另一方面又欲求摆脱经济决定论的偏向。因此，他既反对用唯心主义原则来解释实践哲学，将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主义和其他非唯物主义哲学联系起来，比如以奥托·鲍威尔为代表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同时也批评以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化倾向，“实践哲学的主要敌人还不在于唯心主义，而是在于哲学上的先验性与形而上学性”，“普列汉诺夫以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提出问题，”(12)布哈林的“系统哲学”则是庸俗唯物主义的表现。在葛兰西看来，物质的概念不能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而是应该从它们作为一种生产经济要素的角度去理解。“实践哲学”并不关心“物质”本身及其物理的化学的性质，它关心的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物质的重要意义。庸俗唯物主义的错误在于丢掉了辩证法，片面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入狱之前还是入狱之后，葛兰西始终都在思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始终都在关注上层建筑的问题。他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出发，肯定并承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主张文化和道德的改革必须同经济的改革联系起来。不过，经济基础的这种决定作用应该是总体性的，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关系，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上层建筑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任何变化都是经济基础的直接表现，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理解，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