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传统的扬弃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晓升(1962—),男,江苏射阳人,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自从马克思把社会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停留在这个二分法的框架中,至多在经济基础的作用大小或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环节等问题上进行讨论。卢卡奇则用总体性观念颠覆这种二分法,否定了经济要素和政治要素之间的层次性关系。阿尔都塞用结构总体的观念批判了黑格尔主义的总体观,并把经济和政治作为社会结构中的要素。后结构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更进一步否定了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否定了社会要素的确定性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的扬弃表明:虽然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基础地位的肯定是无可置疑的,但局限于二分法传统,却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2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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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2-0120-12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和改造,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之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怎样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中讨论历史观。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打破这个框架来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历史观,其中两个最突出的思想就是用社会总体或者社会结构总体来取代二分法传统。这些努力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的传统

       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者回答它在理论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时展开的。一些人坚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传统二分法来回答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另一些人则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框架中进行了局部的调整。

       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思想家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框架中回答马克思的理论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恩格斯逝世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胜利,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革命却取得了成功。这从实践上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提出了挑战。面对着这一挑战,不仅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列宁而且第二国际的马克思思想的信徒们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应对这种挑战。列宁试图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和俄国的现实来说明俄国革命的必然性。在他看来,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从经济基础来说,整个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上层建筑来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为俄国革命提供了契机。在列宁看来,在帝国主义斗争的薄弱环节进行革命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思想。在这里,列宁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与列宁不同,伯恩斯坦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限制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中。他用德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说明走议会道路的必然性。按照他的看法,资本主义爆发巨大的经济危机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较小,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建立为无产阶级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夺取政权开辟了新的道路。按照同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框架,列宁得出了暴力革命的必然性,而伯恩斯坦得出了议会道路的必然性。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一个原理,列宁和伯恩斯坦进行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运用。如果从不同于列宁和伯恩斯坦的角度来理解俄国和德国的经济状况,那么,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缺乏经济基础的,而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条件却已经成熟。因此,我们认为:从基本的理论框架来说,列宁和伯恩斯坦之间的分歧不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上的理论分歧,而是在如何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上的分歧。他们都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中来讨论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

       第二国际内部也曾经出现过如何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是根本性的分歧,而是在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大原则下的局部分歧。他们探讨经济基础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在作用大小上出现了分歧。列宁坚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他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①。列宁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历史观有许多批评,但他并没有跳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框架。他把马克思的历史观说成是对社会历史的“独断主义的解释”,认为对于社会历史进行“一元论”的解释是错误的②。他认为这种“独断主义”和“一元论”是马克思早期的思想:马克思最初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时候,强调了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无条件的决定作用。他说:“必须始终意识到,原来这问题并不是在这一限度(决定量的限度——引者)内提出的,而技术和经济因素是被认为在历史上具有几乎无限的决定力的。”③当然,他也承认,马克思在早期更多地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否定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经济以外的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他认为要根据后期更加成熟的理论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④。根据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理解,他提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强调用成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否认政治力量和思想意识力量的自在运动,它只是反对把这种自在运动绝对化,并且指出,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的发展——生产关系和阶级发展——对这些力量的运动所发生的影响是较强的。”⑤对于他来说,经济因素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因素都起作用,不过经济作用更大而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伦理的因素有比从前更为广阔的独立活动的余地”⑥。他有时甚至夸大其他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认为不要说“比××更大”而应该说“像××一样”,似乎经济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具有同样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尽管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作了这样的修正,但是,他还是承认“经济形成了不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形成了历史上伟大运动的支点”⑦。从这个意义上说,伯恩斯坦仍然坚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思想。为此,我们可以说,尽管他与列宁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大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他们同样都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框架。伯恩斯坦所反对的不过是那种夸大经济基础作用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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