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2)03－0011－06 近年来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加以类比，用以重读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倾向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路径无疑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打开了一条广阔的道路。马克思早期文本获得新的解读路径，与此同时海德格尔研究中对马克思的评判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两位思想大师的碰撞所引发的共鸣同时还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认知深度。然而他们思想的融合并非肇始于今，早在20世纪30年代亚历山大·科耶夫的黑格尔哲学研讨班上，海德格尔与马克思思想的融合已经悄然发生了。科耶夫在《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亡概念》一文中曾指认了其思想的三个重要来源：黑格尔、海德格尔与马克思。[1]在某种意义上说，科耶夫所推崇的“哲学人类学”正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思想融合的结果。但直面这一对当代法国哲学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却不得不提请我们留意以“海”解“马”所可能存在的误区：科耶夫在让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相遇之后却构建了一种近乎倒退的哲学思潮——向人本主义的回归，由此，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已经完成了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被抹杀了。而科耶夫的这种解读却在当代法国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解读是一种哲学的创新，但却是建筑于误读基础上的“创新”。这种“误读”警醒我们在试图让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相遇的时候，需要谨慎对待。本文将以探寻科耶夫误读的原因为入手点展开两条不同的以“海”解“马”的道路。在这种比较性分析的过程中，提请学界在以海德格尔为视角来解释马克思，或者以马克思为视角来研究海德格尔的时候，应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科耶夫推崇现象学，因此他的“哲学人类学”又被他称之为“现象学人类学”[2]。在他的理论中，时间、死亡在黑格尔哲学中都成为了关键词。黑格尔关于生命与欲望的主题在其中被极力夸大，以作为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阐发路径，至此，“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如同一对双胞胎”[3]：一方面，“精神现象学是一种现象学的描述(在胡塞尔的意义上)，其对象是作为‘存在现象’的人，人在自己的存在中和通过存在向自己显现。精神现象学本身是其最后的‘显现’”[4]。另一方面，“在黑格尔看来，本质不独立于存在，人也不存在于历史之外。因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存在的’，如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它必然被当做一种本体论的基础”[5]，最终，“精神现象学是一种哲学人类学。他的主体是作为人的人，在历史中的实在存在。在现代的意义上，它的方法是现象学的。因此，这种人类学既不是一种心理学，也不是一种本体论。它试图描述人的整个‘本质’，即人的所有‘可能性’(认知的，情感的和活动的可能性)。一个时代，一种给定的文化(实际上)只能实现一种唯一的可能性”[6]。 科耶夫在此完成了一个无条件的理论跳跃：将黑格尔的现象学等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并同时将其等同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这种等同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误读。在其中，精神现象学研究的对象即现象学所要显现的“现象”成为人以及人的存在，据此，精神现象学成为了一种“哲学人类学”，其中的人是“作为人的人”，存在是“在历史中的实在存在”。这样的表述带有着浓重的早期海德格尔的味道，但对“存在”的强调并不能催生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论”。海德格尔正是因为洞悉到了法国存在主义中的“人类学”本性才决议要与其划清界限。但对于当时的法国学界来说，打破当时统治法国的唯灵主义的独霸，将对现实的“人”的关注带入哲学，是一个迫切需要完成的哲学任务。波伏娃就曾抱怨，1900年左右盛行于法国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唯灵主义的视角都忽视了“人的历险”，萨特和梅洛-庞蒂也认为两者的认识论路径并不能触及真实的世界。[7]正因如此，科耶夫研讨班对于人类学的关注影响了一代法国学者。虽然这一人类学的起点源于对笛卡尔“我思”的研究，但科耶夫却似乎并不执着于对意识哲学之根基的探求，相反，对“我思”的追问，所引入的是对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及其欲望结构的分析，这一点迎合了当代法国思想界所渴望的对“社会现实”本身的关注。其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特质填补了当时哲学所留下的精神空白，而随后萨特的存在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特质的加强与放大。① 但这种人本主义却披着海德格尔的外衣，这一点从科耶夫那里就是如此，到了萨特那里愈演愈烈，由此形成的法国存在主义影响之深远甚至逼迫海德格尔本人也必须要对其有所回应。海德格尔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书信》(这里的人道主义就是人本主义)就是对此回应的产物。 在这封信中，海德格尔指出：“人道主义的这些种类有多么不同，它们在下面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即homo humanus(人道的人)的humanitas(人性、人道)都是从一种已经固定了的对自然、历史、世界、世界根据的解释的角度被规定的，也就是说，是从一种已经固定了的对存在者整体的解释的角度被规定的。”[8]换言之，所有的人本主义在回到“人是什么”的追问之时——这正是科耶夫哲学的第一个问题——都将人界定为某类存在的一份子，诸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会说话的动物”等等，于是人成为了某种种类中的一种，对这一种类所具有的种种描述同样适用于人。海德格尔认为这种人本主义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因为它的规定方式，即它所谓的本质存在是固定不变的，而且这种规定方式并没有能够真正揭示出人不同于动物与植物等各种自然存在的特殊之处(因为他仍然在范畴中找寻人的规定，而并没有能够深入到前概念的生存论根基)，因此从根本上没有逃离形而上学的基本特质——虽然海德格尔将批判直指萨特，但科耶夫作为其思想源头，这一批判自然同样也切中其要害——当萨特将存在主义界定为“存在”先于“本质”的时候，所完成的不过是对柏拉图以来“本质先于存在”的形而上学命题的颠倒。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对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的颠倒依然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作为这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它就与形而上学一起固执于存在之真理的被遗忘状态中”[9]，因此，意图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不可能将自身的理论局限在人类学的话语体系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