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2)04－0001－06 以本文标题的方式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属性，其实也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如是表征性的还是构成性的，是“representative”还是“performative”？应该说，我们过去是习惯于从名词、表征性等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做的那样。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解成由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特有的生产关系形式，他看到的是“通过一种奇异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1]450应该说，这是一种客观的进程，身处在其中的工人并不能无条件地通过自己的个体活动来改变这种进程，或者说来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特有属性。尽管马克思在这些文本中的确也谈到了工人有追求一般财富的幻想以及这种追求可能具有的社会效应，即“由于货币是工人交换的产物，所以一般财富会作为幻想激励着工人，使工人有产业进取精神”[1]250，但在马克思的解读逻辑中，工人的这种产业进取精神主要是作为拜物教的观念形式而存在的，它作为生产力的推动要素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产力基础之间的关联性似乎并没有得到展开。而且，如果参照当代学者对生产关系的动词式的解读视阈，那么，马克思在这里也没有研究工人的这种“走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业进取精神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构到底有何作用，或者说，工人的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融入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再走向因危机而灭亡的命运。实际上，马克思是坚信社会实践将“迫使”那些受拜物教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既反对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又反对拜物教的观念形式的[2]。而这种社会实践的前提显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被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形式，是一个表征性的、名词性的概念。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受到了较大的挑战。下面，我们结合对相关观点的阐释，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国外学界有人从生产与消费的新关系的角度来质疑马克思的观点。意大利著名学者莫·拉扎拉托在《非物质劳动》一文中，强调了作为资本主义劳动之未来表现形式的非物质劳动(尽管现在在数量上还不是主要的，但它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未来形态)是身处于一种新型的生产与消费之关系中的。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由于他认定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地提高，那么对马克思来说，工人的消费绝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事实，因为工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于是，尽管工人通过消费活动会沉浸在观念拜物教的泥潭之中，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工人从观念拜物教中苏醒过来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对拉扎拉托来说，后福特主义时代的非物质劳动，不仅像福特主义的劳动形式那样把消费整合进了资本再生产之中，而且还把与劳动者的沟通也整合了进去，“非物质劳动的角色是要在沟通的条件和形式里(因而也就是在工作和消费中)不断促成创新和变革。它实现并赋予需要、形象和消费者口味等元素一种形式，而这些产品反过来又变成了需要、形象和口味的有力的生产者。通过非物质劳动(其根本的使用价值已被设定为它作为信息和文化内容的价值)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独特性既在于它并不在任何消费行为中被消耗掉这一事实，亦在于它扩大、转变和创造了消费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这种商品并不生产出劳动力的物理能力；它反而在改造着使用它的人。”[3]按照拉扎拉托的观点，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在这种非物质劳动中实际上是具有自主性的，他不可能不去购买由上述非物质劳动而生产出的商品，因为上述商品的生产正是建立在与他的沟通之基础上的。在这一过程中，不是一般的社会过程如交换过程等成为经济的过程，而是那些更具社会性的过程如语言、沟通等进入了经济的过程，这种新的劳动现象是否还能用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来界定，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在拉扎拉托看来，这种劳动已经不再是名词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事件，它具有事件的特性，它在劳动产品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创造的开放性，并通过沟通的环节很好地组织了起来。也就是说，公众或消费者通过具有主体性的融入，使整个劳动过程不再具有某种固定的特性，包括必然走向经济危机的特性，而是具有了动词意义上的开放性。 站在马克思观点的立场上，我们很容易看出上述观点中存在的问题。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尽管在劳动产品上是非物质性的，但在这种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却是大量的物质劳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这些非物质劳动产品，当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时，是明确地以跟物质产品同样的作用而呈现出来的。正像英国肯特大学肖恩·塞耶斯教授所说的，“所有的劳动既有物质性的又有非物质性的方面。因为，所有的劳动都发生在社会关系的背景中。在改变物质世界的同时，劳动也维持并改变着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它影响、创造、改变主观性。”[4]由此，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一样，都在推进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这就要涉及劳资关系的问题，即它并不仅仅是拉扎拉托所谈论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拉扎拉托所解决的，只是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在被沟通的基础上一定会去购买非物质劳动产品，但他没有说明消费者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购买这些劳动产品。实际上，他只是解决了购买的欲望即消费意识的问题，而没有涉及购买的能力即消费能力问题。因此，只有在单纯的认识层面才可能有纯粹的主体性融入，一旦涉及具体的社会历史层面，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只有具备了融入劳动过程的能力，才可能谈得上改变劳动过程的结构并且促使这种劳动过程保持永恒的开放性。 也有人从工人阶级的新变化的角度来谈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开放性。对于这些学者来说，马克思时代的工人由于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因而除非被资本主义观念拜物教所迷惑，否则是不会走向与资本家的合作的。他们不是主动地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的，而是被迫参与这一过程的。而且，由于生产资料的丧失，即使是他们参与其中的这一再生产过程得以不断推进，他们自身也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因此，他们并不期望资本家获得高利润率，他们希望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爆发危机。这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刚性的内在矛盾结构的原因。而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正像英国学者乌苏拉·胡斯在《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方法，现在的那些自营就业者都应划为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拥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资料，如那些在家工作的自营就业者都拥有电脑等生产资料。“英国每20名工人中有一个人现在每周至少有一天时间在家使用电脑和电信链接传送推进工作过程，北美、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的比例还要高一些(但欧洲其他地方的比例要低一些)。这些人中近乎一半是正式自营就业者。因为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电脑，也许有人会忍不住将这些工人视为21世纪版本的家庭手织工，但单独的一台电脑难道真的算生产资料吗？”[5]有的自营就业者还雇佣了几个员工为自己干活，但他们又都是受雇于多种各样的雇主的。处在这种复杂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之中的工人，已经不再一味地希望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出现危机，而是像资本家一样，希望整个生产过程出现高利润率。因此，他们与资本家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只是“建设性”的冲突。“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产业冲突的原因植根于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之中，冲突的表达方式包含在机构和网络中。尤其是更具破坏性的冲突现象已被限制，并且产业关系尽管仍是矛盾的，但已经变得更具‘建设性’。”[6]而正是这种建设性的冲突，使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融入更具建设性，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会得到不断的解决，从而使这种生产关系不再具有名词性，而是具有了动词性。法国调节学派阿格里塔等人基于调节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未来展望，实际上也是建立在这种思路基础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