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在对20世纪我国传统道德回顾的基础上，指出新时期的道德正在发生着创造性的转换，但这种转换不能割裂道德的传统性与时代性的关系，因为道德的传统性是时代性的基础，而时代性是传统性的发展。文章同时还指出了21世纪我国道德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关键词 道德发展 传统性 时代性 在即将迈向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社会道德正发生着剧烈的嬗变，其变化的根基就是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中国道德将走向何方？前景怎样？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出现的“失范”状态，已成为人们焦虑的问题。对此，“世风日下”的“滑坡”说，“经济转轨”之必然的“爬坡”说，各执己见。理性告诉我们，对道德变化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冷静思考的基础上：一是社会的结构，经济体制转型的走向；二是道德传统是否具有通过自身调适实现绵延的可能。但这又似乎要陷入认识的矛盾之中，因为如果道德传统具有通过调适而实现自身的绵延，那么当代中国道德变化的前景，就是道德传统的自身调适；反之，就是道德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而当前问题的要害在于，前者已无法对当前出现的道德“失范”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后者也无法窥其端倪。事实清楚地表明，在社会的飞速发展中，道德传统面临自身绵延的危机。社会道德不能长期处于“失范”状态，道德建设又不能脱离道德传统。那么，如何走出危机，是通过道德传统的自身调适？还是它的创造性转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对道德传统作些分析，在此之下，要分清当前道德的“失范”状态究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还是人为的？从而才能对未来道德发展的前景作出展望。 一、对道德传统的简单回顾 中国文明社会绵延五千年，社会道德始终囿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状态，道德规范是儒家和程朱理学的要义——“三纲五常”，它的执行过程是寄于“良心”的发现，即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慎独”过程。梁漱溟先生指出，“孔子的教训总是指点人回头看自己，在自家本身上用力，唤起人的自省（理性）与自求（意志）”。〔1〕尽管朝代不断地更替， 但这种寄于“良心”的道德却始终变化不大。道德传统成为历史发展的巨大阻力。 到了近代，道德传统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这就是戊戌时期维新派同封建顽固派、洋务派的论战和辛亥时期革命派同保皇派的论战，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次思想解放潮流有两次发生在本世纪初，其中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王的统治；而以思想斗争最激烈，人们思想最活跃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却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泽东曾说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2 〕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斗争，无论是从深度、广度来说，都远远超过戊戌、辛亥两个时期，它在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尽管如此，从辛亥时期始，伦理思想只是在对旧道德的产生、内容、存在的合理性等方面提出了挑战，而在修养即践行的方法上，却仍然没大的突破，仍在“诉诸良心”上运行，以下我们稍作分析。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它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是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的伦理思想也很丰富，一生提倡博爱、平等、自由，他的经历证明了他是封建纲常的破坏者。他在论述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以及道德的作用时，曾提出过一些正确的看法。如他认为，以“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比较，物质文明是基础，“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3〕他还明确指出，“其实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这些思想都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但是，他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夫心也者，万事之本原也”，把“人心”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他认为“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因而他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认为修身乃是治国的根本，他说“只要先能够修身，便可来讲齐家、治国”。〔4〕在这点上，他继承了儒家的思想，夸大了道德的作用，但他以通过修身来“造成顶好人格”的思想，目的还是为了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在客观上产生了积极效果。不可否认的是他虽然重视并强调道德和道德教育，但对道德修养的途径问题却难有新的见解，这是局限之一；局限之二是他虽然是“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拥护者和提倡者，并将其与三民主义相联系，但对“自由”的理解却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他认为造成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是因为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很有充分的自由”，〔5 〕故而“中国人用不着自由”。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中国的封建制度的本质，以及对中国人民争平等、争自由的斗争的意义认识不足。从这点上来说，这也是造成辛亥革命不彻底的思想理论根源之一。这一消极的思想因素，却被后来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成为其压迫中国人民的思想理论根据。但不管怎样，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道德、礼俗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皇帝被推翻，证明“君为臣纲”不是天经地义的，平等、自由上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立法》，虽然它只是纸上的东西，可对于在封建统治下生活过的中国人民来说，毕竟还是有重大意义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响了对旧的伦理道德战斗的号角。它的宗旨是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民主和科学，其倡导者们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要达此目的，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地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为此，他们向封建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鬼神迷信，特别是孔子和儒教发动了全面和猛烈的冲击，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其中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斗争尤其震动巨大。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认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是因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6〕由此他更进一步认为， 中国的封建纲常伦理造成社会道德的堕落，而社会道德的堕落又导致了国家削弱衰微和独裁者的专权，因此，要振兴中国，就必须进行道德革命，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我们认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认识到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反动作用，认识到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对建设民主共和国制度的重要性，是难能可贵的，他们对旧道德、旧文化的冲击和对中国人的思想解放无疑具有重大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新道德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扫清道路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却夸大了道德革命的作用，具有道德决定论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他们在批判旧道德，“打倒孔家店”的同时，难以提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新道德及其规范，在道德修养上还会陷入“诉诸良心”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