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辅成，男，1911年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金陵大学、武汉大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戴震的哲学》、《论董仲舒的思想》、《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主编）等；编译有《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下卷）、《自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等。 记者：您近年来特别关注伦理学的发展，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伦理学，首先请您谈谈“中国特色”的意义，好吗？ 答：好的。我以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原则，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也不是左顾右盼的意思。他是想现代中国，应该自己走出一条适合自己条件的大道，并不是想找一个已存的模式来学习。正如他在讲教育时说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近百年来，为了振兴中华，抵抗帝国主义，虽提出或指出种种模式，要中国人民学习，但百多年过去了，并未取得很大成绩。例如，最早的洋务派冯桂芬（1809—1874）就提出“今必胜古”，因而要“鉴诸国”、“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直至张之洞（1837—1909）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虽比国内一些极端顽固派略懂一点西方技术，实际是以“发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为名的保守派，与清朝宫廷内的顽固派互相呼应。这可算是当时朝野为国家与人民建立的一种模式。可惜这个模式被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彻底推翻了。继承的第二个模式是向西方学习。在有些人看来，似乎西方什么都优胜，我们只要能学到十分之一，就不错了。他们中有的人还骂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不仅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而且还骂中国人民是“愚、穷、贫、弱、私”。然而不到30年，这个从西方模式铸造出来的制度和文化，便在蒋家王朝的手中落幕了。 记者：那么，您是否认为西方模式全无是处呢？ 答：平心而论，西方模式，并非全无是处，但是我们作了它的奴隶，便大成问题了。1949年全国解放，这是政治上的大解放，也是过去奴役状态的大解放。迎来的苏联模式，学习它应该说是必要的，但是，他们这个模式，有它的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我们决不能完全照搬。然而，有的懒人，却一丝不苟地搬来了，例如，教育制度。 我们今天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自己创新：不是资本主义的创新，更不是封建主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创新，以及乡愿式的、或各方讨好的综合创新，而是真真实实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创新。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故意标新立异，而是现实的社会，迫使我们不能不标新立异。只要是在向往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下，一切初步想法与作法，都是允许的，也是正常的。现在有的人，左顾右盼，看到都无良好的、适合自己的模式，于是转而求之于我国古人，把注重中国特色解释为：注重中国传统，发掘发扬中国传统，我认为，这不是做学问的方法。况且，任何国家的传统，都随环境或历史实际，时时在变化。再说，传统也还要分统治者的传统，与在野的人民的传统，如何能笼统地言民族传统！ 记者：听了您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很受启发。是否请您再具体谈谈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应有哪些特点。 答：我认为，要研究哲学或伦理学，（一）决不可将中国特色的哲学、伦理学与社会主义分开。离开社会主义来讲哲学或伦理学，就等于离开当前社会的实际来作空谈，我们不愿遵循过去与现在的其他模式，但却需紧密地和时代主流保持密切关系，以真正的社会主流为师。（二）决不可只讲爱祖国（或祖国传统），而不讲爱人民、不讲爱国际主义。爱国主义，不可不讲；有时确实必须大张旗鼓地讲，但是，根据近两百年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还必须补上国际主义，才是全面，否则我们很容易流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或集权主义。政治上如此，学术上、哲学上也应如此。（三）凡够得上称“特色”，总必有自己的创造在内；一切被称为某模式的产品，不论古代的或现在的，都只能算是仿制品，而不可称为特产。 记者：您提出“特色”必有自己的创新，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对创新有各种理解，您能具体谈谈自己对创新的看法吗？ 答：20世纪就要过去了，到了21世纪，我们却不能不振作起来，我们既然有挤入强林的能力，也应该有独立自造适合现代社会的模式的本事。在物质上能作到，在精神上一定也能作到。但这不能不要求，要有敢于独立创新的气魄。有人提出“返本创新”，接着又有人提出“综合创新”，用意是好的，但还不能说是适合当今现代化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创新，依然是有革命的意义。我想，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义说清楚，就是要把这一点讲清楚，否则，就会成为“复古”或“追逐西风”。 记者：周老，还想请您谈谈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新伦理学，可以吗？ 答：我认为，新伦理学的大方向要有健全的哲学基础。伦理学，作为21世纪哲学的一部分，应该有所创新，才不愧对祖国的现代化主潮。这里，有一个偏向，应该纠正。现在，有一些人有意想争取伦理学和哲学脱离关系或闹独立。这对二者都有害。西方有人曾比喻古代哲学是一个大家庭，包括多种学科，譬如一群子女，后来都一一长大了，都出嫁了或长大独立成家了（即各专科独立了），只剩老两口，一是宇宙论，一是人生论（包括道德论）。但不能再分，再分，便不能成家，也不能独立生存。这说明哲学就是以自然哲学与人生哲学为根本。最后这两部分，一点也不能分离。“离婚”就是死路一条。这并不是说反对将哲学内容分为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美学、伦理学来研究。但必须注意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只有相对的独立性。相互依存，还是重要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