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在不同的私有制社会里，一直以两极对立的不同形式展开，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的统一，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形成科学的义利统一观；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义利统一观虽然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但是既有必要也有可能获得科学的解决；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还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是社会主义义利观与资本主义义利观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义利观是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义利观，是价值理性导向一元化与价值取向多元化相统一的义利观。 义和利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哲学伦理思想史上，都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私有制社会里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现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形成这种科学的义利观？如此等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在理性上加以深刻理解和把握。 一、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形成科学的义利统一观。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着“义利之辩”。有主张重利轻义的，如墨家认为“义，利也。”商鞅、韩非子反对讲义，主张用赏罚把人们的谋利活动引导到农战的方向。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明清时期思想家还提出义利相结合的观点，如颜元就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但是，整个说来，占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的则是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存义去利的观点。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指出：“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他主张重义反利，认为“为富不仁”，即致富就是不道德。西汉的董仲舒更发展了孔、孟的义利观，鼓吹“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他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美化为“义”，又把这种“义”解释为天意，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把神学唯心论运用于伦理道德，以论证封建统治的神权、皇权、族权和夫权的永恒性和合理性，要人们绝对地服从。到宋明理学家朱子竟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在这种唯心主义义利观的指向下，封建士大夫们，都竭力鄙视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捞上一官半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种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是长期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充分，所以始终没有形成新的相对独立的伦理价值观。 义和利的对立以完全相反的情况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展开。在西方，虽然也有或多或少的重义轻利的观点出现，但占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的则是重利轻义，把个人的物质利益推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马克思和思格斯对此曾十分透彻的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自力挣得的自由。”[1]列宁在谈到什么是资本主义思想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做买卖，我发财，‘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就是资本主义思想。”[2]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根据是，人不是神造的，人是自然的产物。认为人的一切思想和感情都取决于人的肉体感受性，避苦趋乐，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是人之本性。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在《愚神颂》中，狂热赞颂人的情欲，认为凡人的幸福就是寻欢作乐，人所追求的就是物质财富。英国思想家孟德维尔认为人是“非常自私专横而又是狡猾的动物”，他强调利己是人的一切言行的唯一的动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人的利己的本性。他把人类社会比作蜂巢，每个人都不顾一切地追求私利，所以社会分开来每一部分都充满恶习败行，但合起来看则是极乐世界。因此，他公开宣称没有利己就没有道德，就没有社会的进步。近代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则把资产阶级义利观系统化理论化，第一个提出利益规律，他说：“如果说自然界是服从运行规律，那么精神界就是不扣不折服从利益规律”，认为“利益在世界上是一个强有力的巫师，它在一切生灵面前，改变了一切事物的形式。”他这里讲的“利益”是个人利益，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行为价值的唯一而且普遍性的监定者。”他举例说，人们好象在牺牲，但是从不为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谁这样做，就是疯子。德国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也赤裸地指出：“这种利己主义和我的头一样是这样紧密地附着于我，以至如果不杀害我，是不可能使它脱离我们的。” 由此可见，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是重义轻利，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是重利轻义，义和利都处于两极对立而没有得到科学的统一。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是由剥削阶级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3]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感情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1]这就是说，只有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义和利的对立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反对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对立看作是伦理道德的标准，强调他们都是同一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只有消灭了剥削阶级，利己和利他才能得到科学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