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在我国冷落多年的“恶动力说”又被重新提起。初衷是为社会开出一付济世良方。然而,其结果必将与我们的愿望相反,导致道德领域的混乱。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因吗? 持肯定见解的同志大都是到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认为恩格斯曾就黑格尔的关于恶的观点发表过“肯定性”的意见。因此黑格尔的“恶动力说”自然也就成了不可动摇的真理了。为此,我们有必要对黑格尔的“恶动力说”问个究竟。 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人性恶”角度阐述过他的道德理念,认为人先天就是 恶的,如果没有恶为动力,就不会有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进步;但他也洞察到善与恶的相互转化及恶的可克服性,认为,人只有常怀“罪恶感”,认识到自己是不道德的,才会产生道德自我超越和完善的追求,因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能力。”(《历史哲学》73页)在辩证思维方面,黑格尔远远超过他的前辈。 然而,黑格尔的理论偏见也是明显的:他一再重复“唯有人是善的,只因为他也可能是恶的。”(《法哲学原理》143页)“恶的本性就在于人能希求它,而不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希求它。”(同前)他在张扬善的同时又肯定了恶,在肯定了恶的同时又混淆了善,在神秘的思辨中暴露出诡辩的痕迹,把人们误导到“善就是恶,恶也是善”的旁门左道之中。 黑格尔的“恶动力说”还留有大日尔曼民族骄横一世的印记。他毫不掩饰地说:“历史发展的本质是民族精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某一个民族受托负担起领导世界通过它已到达的辩证阶段的使命。当然,在现在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为此,黑格尔极力推崇凯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鼓吹“战争还有更崇高的意义”,国家是不受平常道德的约束的。罗素不无怀疑地说:“依黑格尔之见,人不做战争征服者是否能够是‘英雄’。”“他的国家理论同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大有矛盾,而这些矛盾全都是那种偏于给残酷和国际掠劫行为辩护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286—290页)在政治上为恶势力辩护的黑格尔“恶动力说”,是赞美残暴、鼓吹战争、毁灭善良人性的理论,在以和平、稳定、发展为主题的现代社会,我们没有必要从黑格尔的一些业已过时的个别结论中寻求理论支撑。 如果不是将历史割成碎片残章,而是把它看作完整连贯的鸿篇巨著,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列宁全集》21卷,123页)尤其是在社会阶级矛盾难以调和、民族矛盾难以解决、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时期,社会超越常态发展,各种恶的势力就会突现或恶性泛滥,但这并不能证明恶的价值,恶性最终必然要被真理、正义所战胜。 人类确是踏着血泪走向光明的。但每一步留下的都是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大体一致的历史,都伴随着人的本质的重新改造、精神上的新的觉醒与个性的进一步解放。奴隶社会把“本能的人”从混沌、蒙昧中解放出来,标志着人与动物的真正分野;封建社会废除了奴隶人身占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生存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打破了人身依附的封建枷锁,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成为自由的人;社会主义则从根本上清除了阶级分裂与对立,平等、友爱、互助、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开始实现。从完整的历史画卷上,我们看到的是恶不断被善克服的历史,恶的作用日益被削弱的历史,道德不断进步的历史。 如何理解恩格斯的那段话? 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时,曾提到过黑格尔,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马恩选集》第四卷23页)主张“恶动力说”的同志,在回答历史发展与道德进步的规律时,曾依据恩格斯的这段话,力图说明恶在一定条件下对历史起推动作用,以解开“恶是历史发展杠杆之谜”。这是不应有的曲解。如果我们联系这篇文章的全文、马恩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他们的完整学说,那么,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应得到出的是与“恶动力说”完全相反的结论: 第一,不是恶对恶的惩罚,而是善对恶的合理否定。恩格斯所言的新的进步对神圣事物的亵渎,并非肯定恶的价值或对真正美德的不敬。它所表明的是,由于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原来的美德已经失去它存在的意义,而新质的善虽然按传统观念的标准是大逆不道的,但它毕竟是代表社会未来的那种道德。因此,在道德观念及评价标准上也必须弃旧图新,不能拘泥于传统习俗。而这种新质的善,不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而且也是道德领域革命的必然,这已赋予更新鲜、更生动的内容,使传统美德内涵在新的时代得扩展和补充。它不是简单盲目的抛弃,实质是否定之否定式的前进与上升。 第二,道德评价既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又是有一定客观标准的。“恶动力说”同时犯了两个错误:一方面陷入伦理相对主义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步入伦理绝对主义误区。他们不加任何分析地一律把情欲、物欲、权欲统斥为恶的本性的发作,从而确认恶是个人人生目的与历史发展的驱动力,但又不愿对人的欲望哪些是合理的应当满足的予以充分肯定,更不打算对不合理的欲望作出具体的令人满意的分析,笼统地把一切欲望斥之为“恶”,且又得出它是历史与社会发展动力的简单结论,这是不足以说服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