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lntyre,1929— ）是当代美国享有盛名的伦理学家。意大利学者乔凡娜·波拉多芮对麦金太尔的思想旨趣有一段精当评语：“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深深植根于苏格兰盖尔特人的传统世界中，对一种具有远古渊源的过去的怀念和对美国多元主义的全景性视观，使得他极大地丰富了当代的道德争论，其深度无与伦比。他以一种全新的灵活性在历史主义的密网中游刃有余，其辨谈直达新托马斯主义的视域极境。我们不能把这理解为重建普遍性的时刻，相反，应把这理解为致达‘美德伦理’的关键，理解为一种对现实的反思——它经由所有古典希腊文化并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达到充分系统化。”[①]20世纪中期，正是注重语言和逻辑分析的分析哲学占上风的时候，麦金太尔以其《伦理学简史》一书中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而引人瞩目。1981年，他出版了代表作《美德的追寻》，在这部著作中，麦金太尔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对整个西方道德传统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现代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其症结在于启蒙运动对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失败，在于现代道德研究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摒弃传统，拘泥于外在规范。麦金太尔意在为这一病症提供医治的良方，即通过重述（restate）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传统，恢复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力。 一、道德争论的无公度性及其历史渊源 在《美德的追寻》开篇，麦金太尔就深刻地指出：“当代道德话语的最显著特征是它被如此多地用于表达歧见，表达歧见的道德争论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不确定性。”[②]麦金太尔认为，现代道德争论的混乱无序肇始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想为道德寻找到某种合理性论证，以证明道德的合理性客观基础。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派别，前者以狄德罗、休谟为代表，后者以康德为代表，麦金太尔力图证明，这二者的尝试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 原因得从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启蒙时代激烈抨击基督教神学，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传统（麦金太尔认为基督教神学，尤其是以托马斯为代表的神学与亚里士多德思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可归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这点下文另说）。欧洲从12世纪开始的很长时期内，道德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哥马可伦理学》中所分析的那种结构。这一结构有三个基本要素，即偶然而成的人性（未经教化的人性）概念；美德概念；认识到自身目的而成的人性概念。道德使人懂得如何从一个偶然而成的人变成一个认识到自身目的必然而成的人，它预设了人作为理性动物的本质和人的目的。这三个概念相互联系，要认识其中任何一个都必须涉及其他两个。但在启蒙运动时代，随着对基督教神学框架和人的目的论预设的抛弃，道德基本结构的三个要素只剩下了两个：偶然的人性和道德。“既然伦理学——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性的科学——的全部要义在于使人从其现时状态向其真正目的转化，那么在排除了本质人性的观念和抛弃了目的观念之后，就只能留下一个由两种要素构成、其间关系极为模糊的道德体系。一方面是某些特定的道德内容：一组被剥夺了它们的目的论背景的律令；另一方面是一特定的未经教化的人性观点。既然道德律令原本处于一个旨在纠正、发展和教育人性的道德体系之中，它们显然无法从这种对人性的最初描述中推演出来，或以其他方式通过诉诸自身特性而得到证明。如此理解的道德律令极可能遭到如此理解的人性的强烈反对。因此，18世纪的道德哲学家们从事的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因为他们的确试图为自己的（根据人性问题上的独特见解而得到的）道德信念提供合理基础，但同时又继承了一组道德律令和人性概念——二者从一开始就明显地注定不相一致。这种不一致并没有因他们修改自己对于人性的信念而消除。”[③] 总之，麦金太尔认为，启蒙运动及其后的功利主义、情感主义都尝试为道德提供合理性论证，但它们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失败原因是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的摒弃。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本身。 二、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重述 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最早可追溯到“英雄社会”。英雄社会是指荷马史诗或冰岛、爱尔兰等北欧地区基督教传入前后的英雄传说中所描述的社会。这一社会的特点是：“在一个得到明确界定并具有高度确定性的角色和地位的系统里，每个人都有既定的角色和地位。这个系统的关键结构是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一个人是通过认识到他在这个系统中的角色来认识他是谁的，而且，通过这种认识，他也认识到他应当做什么，每一其他角色和位置的占有者应把什么归于他。”[④] 在雅典社会，城邦国家是基本的社会结构。虽然英雄社会的家庭、家族仍保留着，而且许多荷马时代的美德仍被认为是美德，但道德权威的中心已从家庭、家族移到城邦。城邦成为界定道德的基本领域。这样，在雅典社会中，就存在着新旧道德观念的紧张和冲突。尽管如此，雅典人仍然在下述问题上有共识，即都认为自己是城邦的公民，而城邦的公民这一身份为他们提供了对美德的基本理解：“美德的践行是在城邦这个环境中进行的，而且只有依据城邦，美德才可得到界定。”[⑤] 作为这一古典传统的确立者和综合者，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思想十分丰富。谨择其要义说明如下：第一，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形而上生物学预设。他认为人是理性动物，这一特殊本质决定人有一定的目的，并使人在本性上朝向这个目的迈进。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目的规定为“幸福”（eudaimonia），而美德是这样一些品质，拥有它将会使人获得幸福，缺乏它则会妨碍人达此目的。正如前文所说，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体系有三个基本要素：偶然的人性（未经教化的人性），伦理（道德），认识到自身目的而成的人性。伦理（其核心是美德）是沟通前后两个因素的必然途径，是促人达到其真正目的——获取幸福的科学。 第二，关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坚信：“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城邦是人活动的背景，做一个人与做一个城邦的公民是同一的；而且“城邦是人类生活的美德能得以真正充分展现的唯一政治形式”[⑥]。城邦共同体建立的前提是这一共同体内对善和美德的广泛一致的看法，正是这种普遍一致使公民之间的联结成为可能。这种联结是友谊的联结。友谊作为一种美德，体现在对善的共同认可和追求上，“这种共同性是构成任何共同体的最主要的因素和实质所在”[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