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 一、曲折坎坷的一生 白仁杰，字士伟，号休阉，谥忠肃公，后被士林居士改谥为文敬公。朝鲜中期有名的儒学思想家。 白仁杰先生出生于明孝宗弘治十年、李朝燕山君三年（1497年）汉城的东部彰善坊，籍贯水原。他出生后不到一年，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比较贫苦，“母夫人达夜执女红”，[①]勉强和母、兄仁豪过着贫寒孤寂的生活。但是，仁杰自幼就很懂事，孝敬母亲，尊敬兄长，“事母夫人必顺其意”，“事兄如严父。”[②] 白仁杰自幼好学。22岁至25岁，从学于静庵赵光祖先生（1482—1519年），学习程朱儒学。41岁，文科及第。随即步入仕途。先后担任过驱州训导、成钧馆学谕、艺文馆检阅、承仕郎、宣务郎、成钧馆典籍兼东学教授、礼曹佐郎、南平县监、司谏院献纳（正五品官）等职。后因1545年的“乙巳士祸”及两年后发生的良才驿的壁书事件，白仁杰几乎被处于死刑，后免死流放于安边府。69岁那年，“乙巳士祸”的一些人都陆续解放出来，先生的命职牒（辞令状）归还先生。明宗末年，71岁的白仁杰任扬州牧使，开展善政。1566年，明宗去世。第二年，宣祖即位之后，白仁杰先后被召命任中训大夫、弘文馆副校理知制教、春秋馆记注官等要职。不久，又任命为吏曹参议、大司谏、工曹参议、成均馆大司成、大司宪等重要官职。在这几年间，先生多次上疏君王，为赵光祖伸冤，请静庵赵光祖先生从祀文庙；追夺“己卯士祸”的元凶南衰、沈贞等官职；为“乙巳士祸”、“乙酉士祸”的受害者伸雪；追削尹元衡，李芑的伪熏；请仁顺王后撤廉；讲圣学之道；向君王积极推荐李退溪（李滉）等人。76岁弃官归坡州，安度晚年。继续谈性命之学，关心朝内大事。1579年，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3岁。 白仁杰先生漫长的人生道路中，经历了中宗、仁宗、明宗、宣祖四朝，虽两起两落，坎坷曲折，但他忠君爱国、王道政治的理想、笃信儒学的精神，始终没有动摇过。他是朝鲜王朝中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是“儒门宿德，帷幄名卿，天姿拔萃，间世豪英。” 二、政治伦理思想——王道政治 白仁杰根据王朝太祖百多年来王权篡夺杀斗的历史，根据半个世纪以来改革派与勋旧势力斗争的经验体会，根据他长期学习尊重中国儒家政治思想的理想，深感要使国家真正振兴起来，必须实行王道政治。他在72岁以后多次写的《清静庵赵先生从祀文庙札》、《勉圣学札》、《论时事兼请静庵先生从祀文庙疏》、《因求言陈时弊兼陈时务疏》等文中，反复论述了他的王道政治伦理思想，即他所说的“清明之治”。 王道政治伦理或“清明之治”，是主张将儒家道德运用于政治，着眼于伦理本位，以德王天下，以道义的原则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 早在新罗王权强盛时期，儒学作为独特的道德基础的教义而被政府广泛接受。在新罗后期，儒学作为政治改革的一种思想体系就出现了。崔致达就是当时最杰出的代表。后来经过“东方理学之祖”的郑梦周（1337—1392年）、“东方真儒”的郑道传（1337—1398年）、权近（1352—1409年）、金宗直（1431—1492年）、金宏弼（1454—1504年）、赵光祖（1482—1519年）等人的研究、传播，在李朝开国后，儒学的伦理道德便成了李朝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他们以三纲五常作为理乱治世的根本，强化中央集权的王权政治；坚持“大义名分”，维护儒家“道统”；主张以中国的四书五经作为文科考试的主要内容。白仁杰的老师赵光祖特别强调儒学的诚，把与此有关的《小学》、《大学》、《中庸》、《近思录》等作为自得的基本书，即以心得学问的基本书。白仁杰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他的“清明之治”主要就是儒学的王道政治伦理。其内容主要是： 第一，正君心。 按儒学政治伦理，实行王道政治，最要紧的是“修身”。只有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之要，在正其心。对于国家来说，国君的修身、正心，则为治国之本。《大学》说：“修身在正其心”。“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否则君心不正，“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白仁杰根据燕山君以来朝廷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反复劝告当时君主要“正心”。他说：“守令之贪与不贪，在于朝廷之清与不清。……朝廷之清与不清，在殿下一心之正与不正耳。夫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是故圣人之治天下未当不以正此心为大本。”在这里，他把“正君心”看成是治国的“大本”。要“以正心为急务”。[③]他进而又说：“程子有言曰，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④]就是说，只有君心正，朝廷就能正，百官就能正。 第二，法先王。 凡是主张王道政治的思想家，一般都是主张“法先王”。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也是“言必称尧舜”。他们认为“先王之道”至大至美，先王之世是太平盛世，先王本人是惟忠惟孝，德配天地。因此，实行王道政治，应该效法先王。白仁杰先生在他的《勉圣学札》等文章中，也反复论述了这个问题。例如，他为了使君主殿下发扬“道心”，对《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进行了阐发，说这是“尧舜所以相传之心法也。”[⑤]这里，人心来自人的形体，出于个人自私的目的；道心是从纯粹的天命之性出发的，出于义理的目的。要使心正，就必须使人心服从道心的支配，使危殆的人心由危而安，微妙的道心由隐而显。白仁杰和宋儒等人一样，认为这“十六字心传”是尧舜传下来的道统的真传的“心法”。人们特别是君主只有按照这个“心法”，“朝廷自尔清明，而守令之贪非所忧也。”[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