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程、朱的观念体系中，人的一切正常合理的生理欲求因符合天理而得到肯定，超过正常合理之度的欲求即为人欲，亦即私欲，必须加以摈除。因此，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实质是公与私、正与邪的对立，就形而上的层面言之，“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包含合理内核的命题。然而，在实践层面，程、朱将名教纲常等伦理要求视为天理的真实内容和永恒表现形式，从而使这一极富合理性的命题变成吃人、泯灭人性的工具。从道德到非道德、合理到不合理的这一价值嬗变，并非程、朱个人历史和思维的局限性使然，而是整个儒家理论体系固有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关键词 程颢 程颐 朱熹 程朱理学 天理 人欲 天理、人欲之辨是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的核心内容，对其能否作出准确、全面的理解和把握，直接关系到对程、朱理学的总体评价。本文拟就此一述己见，妥当与否，望不吝赐教。 一 在二程和朱熹的观念体系中，天理和人欲是一对正相对立的范畴，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构成了人这一物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而矛盾斗争的结果则使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在程、朱看来，天理、人欲之间矛盾、对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生人之初。依照他们对万物生成的解释，万物之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理和气。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理、气相合始成万物。人作为万物中之一物，它的生成也是如此。单纯的“理”不可能成就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必须有“气”作为它的载体，作为它的挂搭、安顿之所，也即是说，必须理、气相合才能成人。程、朱认为，所谓“人欲”正是产生于这个理、气相合而成人的过程之中。如朱熹说：“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朱子语类》卷一三）由此说来，人欲的产生，天理、人欲的对立归根到底是根源于气禀。因为天理是本来就有的，而人欲则是禀气而后生的。有了气禀，才有了人欲，才有了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当然，在程、朱看来，如果禀气清明纯粹，则自然是浑然天理而全无人欲之害。然而，天理的安顿不可能总是恰好，真正恰好的只有极少数“生而知之”的圣人，而就大多数人的气质来说，并不是天理的理想安顿之所。此正所谓：“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所以从总体上讲，“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这似乎正应了那句著名的格言；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兽。 天理和人欲既然是敌对的双方，那么它们之间争战的激烈程度和残酷性也是可想而知的。二程把二者形象地比喻为交战中的两人，说：“有人胸中常若有两人焉，欲为善，如有恶以为之间；欲为不善，又若有羞恶之心者，……此正交战之验也。”（《二程遗书》卷二下）一人代表天理，是善；一人代表人欲，是恶。欲为善，则有恶从中作梗；欲为不善，则有善在背后牵制。天理和人欲就是这样互相对立，决不相随。朱熹的揭示和描述则较二程更为简捷明了。他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此是两界分上功夫。这边功夫多，那边不到占过来。若这边功夫少，那边必侵过来。”（《朱子语类》卷一三）在朱熹看来，天理和人欲之间如同两军交战，势不两立，彼此消长。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天理存，人欲就亡，人欲胜，天理就灭。二者之间决没有中立而不进退的道理。所以朱熹认为，对于人欲，决不可姑息迁就，要“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克得一分人欲，便就复得一分天理。只要立定脚跟，坚韧不拔，终有取胜之时。此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二 说起“存天理，灭人欲”，有一个问题在此必须分辨清楚，即程、朱所谓“人欲”的内涵到底指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正确评价程、朱天理、人欲之辨的关键所在。对此，现代人常常习惯性地或者想当然地把这一概念直接诠译、转换成“人的欲望”一词，把它看作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称谓。然而事实上，相对于程、朱的原意来说，这一理解实在带有很大的偏差。在此，我们不妨先看看程、朱本人的表述。《二程遗书》卷一八说：“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利只是一个利，只为人用的别。”“利”即“欲”也。二程认为，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人皆有之、不可或无的天性，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因此，对于它我们只可称之为“利”或“欲”，而不可称之为“人欲”。因为“人欲”只是不好，只是恶，它是趋利之弊、求欲之过，也即是对于“利”的过分要求，这种要求已不满足于自身在社会伦理规范（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限度内的合理所得，而只从“自家躯壳上头起意”，不顾他人的合理利益，强取豪夺，损人利己。这样，原本正当的“欲”便就流而为不合理的“人欲”了。所以，同样是“利”，同样是“欲”，用得好与不好、当与不当，性质大不相同。用得不好、用得不当，就是“人欲”。那么，用得好、用得当呢？朱熹说，那就是“天理”。《朱子语类》卷一三载云：“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朱子）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显然，朱熹与二程是一脉相承的，他也认为，像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之类是人所不能无的，因此，对人来说，欲望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欲望的限度，在于对欲望的追求是否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是否损害了别人的正当利益。例如，同是饮食之欲，在界限之内的就属天理，在界限之外的则是人欲。对于天理、人欲之间的这种微妙的不离不杂的关系，朱熹沿用了南宋学者胡宏（二程的再传弟子）的一种说法，称之为“同行而异情”。他说：“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圣人与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圣人之情不溺于此，所以与常人异耳。”（《朱子语类》卷一○一）也即是说，同是行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但圣人和一般人不同，圣人心中始终有个尺度，以尺度为准，只求合理；而一般人则不然，常沉溺欲中而不能自拔，伦理道德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个人的一己私利能否得到满足，所以其行止情状自然与圣人迥异。再比如，同是好乐、好勇、好货、好色之主，如果能“循理而公于天下”，就是天理；如果“纵欲而私于一己”，便就是人欲。由此可见，天理、人欲虽然性质正好相反，然而却是彼此联结在一起的，或是天理，或为人欲，关键只在一个度，在度以内是天理，一不留心跨越这个度便就成了人欲了。此正所谓：“天理人欲，几微之间。”所以朱熹常把人欲比做贼，乔装打扮，神出鬼没，人们必须时时提防、细心体察，做到有纤毫人欲，便能识得破，捉得住，否则必生错乱乃至是非混淆、黑白颠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