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关于“斯密难题”的提出与争论，曾经引发过人们对经济与道德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现实中处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们仍然被上述问题所困扰……。 一、何谓“斯密难题”？ 关于“斯密难题”要从斯密的两部著作说起。亚当·斯密（1723～1790）不仅是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也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他一生只公开发表两部著作，一部是1759年4月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以下简称《道德论》），另一部是1776年3月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这是两部陈列在人类不朽之作的圣殿中的科学巨著，由此，尊定了作者在经济科学史和道德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由于斯密在《道德论》中详细地论述了人的行为的合宜性、优缺点、责任感、同情心、高尚的道德品质及利他主义的道德哲学体系，而在《国富论》中则阐述了以人的经济行为的利己动机为大前提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因此，自斯密的两部著作诞生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常常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道德论》的出发点是人的利他心，而《国富论》的出发点是人的利己心，斯密在伦理学上所称颂的道德变成了经济学上的非道德。于是，有人赞誉《道德论》，有人赞誉《国富论》。1819年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首开批判斯密《国富论》经济利己主义之先河，认为“私人利益一向促使人去抢夺别人的利益”，“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是精神科学”，是需要良心和道德情感的科学。[①]19世纪4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指责斯密《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是“足以使同情心化为乌有，……使人心化为铁石”，“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的学说。[②]1876年在《国富论》出版100周年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首次提出了《国富论》与《道德论》相互矛盾的观点。他们认为斯密的两部著作显示出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和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的冲突。于是便产生了所谓“斯密难题”又称“斯密矛盾”[③]，并一度成为评价斯密理论体系的信条。1878年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斯卡尔钦茨基（Witold von Skazzynski）在其《A·斯密的道德哲学及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一书中指出，斯密在1759年著《道德论》时的人性观是利他的，而在1776年著《国富论》时的人性观则是利己的、自私的。[④]原苏联著名学者卢森贝也认为斯密没能把道德世界同经济世界联系起来，“没有说明为什么‘经济中的个人主义’在‘伦理学’中变成了相反的东西，即变成了利他主义。”[⑤]可见，“斯密难题”是从斯密的两部著作的关系中引出的所谓道德上的利他心与经济上的利己心之间相互关系的难题，即经济与道德之间相互关系的难题。 二、如何认识“斯密难题”？ 诚然，斯密在上述两部著作中研究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斯密所研究的道德世界和经济世界并非相互背离、相互矛盾，而是和谐统一、相辅相成的。把两部著作分割对立起来的所谓“斯密难题”，是对斯密的误解，它说明人们对斯密理论的理解是何等的肤浅。 （一）《道德论》和《国富论》的写作目的是一致的。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市场经济蓬勃兴起的时代，也是在其发展的道路上荆棘密布的时代。当时制约这种新的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主要障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封建阶级的传统道德严重束缚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创造力和竞争心，其二，残余的封建经济制度抑制了资本和劳动的自由转移，进而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冲破封建羁绊，实现经济民主和贸易自由。为了从理论上论证这一时代的要求，斯密首先创作了《道德论》。在这里，他不去论证封建贵族的伦理道德，而是论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道德规范，并且提出了有关财富和经济活动的道德哲学观念。斯密正是在此基础上才转而专心研究经济问题，发表了博大精深且影响深远的《国富论》。最早描述斯密生平和著作的英国学者斯图亚特曾指出：“在他早年的思维中，斯密明确宣布他的目的是促进人类的进步和幸福”，[⑥]实际上是促进新型的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如果说《国富论》作为一面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帜，是在经济领域为现代生产方式开辟道路；那么《道德论》则是在人的行为规范上为反对封建意识，建立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的道德机制开辟道路。 （二）《道德论》和《国富论》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斯密曾在他的著作和一些书信中把《道德论》和《国富论》通称为“我的体系”[⑦]，可见，斯密从来都认为自己的两部著作在逻辑上是和谐的。 斯密是在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时，从他的道德哲学课程的老师哈奇森教授那里最初接触经济学的。因为“哈奇森把政治经济学作为自然法的一个分支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论述有关契约问题时，需要考察价值、利息、通货等方面的原理”。[⑧]作为哈奇森的学生，令斯密振奋的不仅是先生雄辩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更是他的以功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深刻而新颖的经济思想本身。同他的老师一样，斯密也是以道德哲学研究为起点，进而步入经济领域探索经济问题的。“《道德情操论》是他的第一项伟大成就，……一些人批评他对道德力量的重要性注意不够，读者只要看一看这本书就不会相信这种胡言乱语了。而且正是在这本书中而不是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了有关财产和经济活动的哲学。”[⑨]然而，斯密没有就此停步，而是运用《道德论》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将经济问题的研究从道德哲学和自然法学中分离出来，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及道德利他心与经济利己心统一的经济伦理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对道德哲学的研究就没有《国富论》的创立，所以斯密把自己的两部书称为“我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