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转型是今日中国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选择这一重要历史现象作为剖析与认识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富有意义的独特视角是十分必要的，它本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伦理学的范围。 一 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转型的现实依托即是改革开放的宏观社会环境。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在一个十分复杂的交错时空坐标中经过慎重选择而获得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指向。一方面，它是对以往建立在一个十分落后的物质生产力水平之上的被扭曲变形的计划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又必须接受西方发达国家（前发现代化国家）的种种压力和影响。后发现代化与前发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我们找不到，也不存在与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同一起跑线。这就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必迥异于19世纪以前原始的市场经济模式。因此，中国的改革进程呈现出一幅既保留了自然经济格局中的旧习、又存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危机和现代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共存的复杂样态。矛盾并行的双轨体制、社会利益的重组再分、改革进程的步履艰难，营造了社会道德转型的复杂时空背景。当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工业文明精神和后工业文明精神通过新的生存方式而渗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中时，中国民众的伦理精神世界开始发生冲突和裂变，出现了新旧交织、传统与现代混杂的道德格局。虽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洗中，工业文明的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开始为一些现代主体所认可，但传统伦理的宗法、血缘、情感、人情等自在文化因素仍顽固附着于多数中国民众身上。不仅如此，后现代的文化伦理心态（如物质生活富足以后的精神失落）也自西方悄悄地超前进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之中。这样，旧有的隐性道统惯性、计划经济道德、西洋道德、市场化取向改革过程中成长着的新道德因素构成了当今社会道德转型的四维时空背景，并在当前的特定道德域中形成了新一轮的争逐和消长。 （一）旧有的隐性道德 从民族性的高度考察我国传统伦理，就会发现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根深蒂固的血缘观念（血浓于水是其恰当表述）。传统伦理道德植根于家族血缘，家国一体的文化特质把各种层面的社会组织都变成或看成一个以家族为范型的伦理实体。一方面，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的长期存在，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天然”形式，而在非常分散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从一开始就以人伦关系为基点，把伦理道德作为哲学思考的重点，使伦理观与宇宙观、认识论交织一体，形成所谓“天人合一”的道德思维模式，把“必然之理”（天道）与“当然之理”（人道）合而为一，德性主义的人性论与“义利之辩”上的道义论成为伦理学说的主流，并强调道德的政治功能，重视个体道德修养，此种伦理凭借历史的惯性，作为一种巨大的隐性力量，仍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为当代社会的道德转型提供了历史底蕴、传统维度，构成道德转型之复杂时空背景的一维力量。 传统道德学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所特有的“天人合一”式伦理思维模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格局和“仁者爱人”的仁爱学说，均对我国数千年文明的辉煌发展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无可回避的是，传统道德在今日社会遇到了严峻挑战。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考察传统道德的弊端时指出：“宗法制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命力。”[①]揭示出传统道德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全面消解。尤其严重的是：传统道德讲求“义利之辩”，以“重义轻利”为价值取向，其典型表述为孔子的“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董仲书的“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这实际上取消了“利”的价值意义存在。这二者是传统道德有违市场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要实现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必须在其市场经济的新一轮整合中根除此两大弊端。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道德理想主义 建国后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今日改革的直接对象，构成了社会转型最重要、最直接的时代背景。与此相应，计划经济时期的道德理想主义便成为我们道德变革的现实对象。今日从计划经济道德向市场经济道德的转型，是直接建立在对昨日道德理想主义的辩证否定基础上的。道德理想主义导致了道德层面排斥个人的抽象集体主义，它把集体与个人人为地对立起来，使由个人联合而成的集体反过来成为压制人的主体性的异己力量，集体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无人”的虚幻共同体，个人的主体性消融于集体之中。表现在利益问题上，当时提倡的集体主义，常以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为前提，把个人利益的兑现降低到最低限度或推到遥远未来，造成激励机制乏力，难以激发社会主体的创造力。这实质上是一个充满空想的道德乌托邦，其现实表现形式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盛行。随着不合时宜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往日的道德乌托邦必将失去其体制基础，重构与之相应的新型社会道德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西方道德观念的涌入和影响 西方道德观念的涌入和影响，构成我国道德转型的横向时空背景。几个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西方已形成一整套现代化的道德观念系统，其中不乏人类追求的美德和智慧的精华，如“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信条和“主权在民”的政治道德观；又有囿于特定时代阶级局限性而产生的许多糟粕，如极端个人主义造成人的物化、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等。但是，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道德作为我们道德重构的目标模式是不明智、行不通的。与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相对应的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模式，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模式。这一方面为中国之特有国情所决定；另一方面，西方的那一套以个人主义为生长点的道德学说和价值观念绝非完美无缺，而且已经出现严重弊端和危机。未来的道德重构必然要超越中化与西化的僵硬对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上重建中华民族道德本体。东西方道德的合目的性互动整合将构成道德重构系统工程中一个重要的子工程。
